制度與人性──以《春秋》「隱公即位」為例 - 簡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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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與人性──以《春秋》「隱公即位」為例

簡逸光--第五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提要:「隱公元年」自孔子著《春秋》後,成為三傳暨後世傳經者,開卷所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因為是「第一」,所以經師們莫不企求其義。歷來主要有三說,一則平王東遷,二則敬隱公之仁,三則惠公以上魯史不存。顧頡剛先生主張第三說。至今仍只是各自表述,沒有共識。筆者以為孔子以隱公元年為開端,是在處理周公與成王間的關係,即「周公輔成王」、「周公攝政」、「周公稱王」,究竟該如何看待?三傳等諸家的演義,雖在表面議題有不同的解讀,互有開展,但細察下卻都隱隱圍繞在一個共同潛藏的企圖,即「隱公即位」的事件。孔子藉歷史的重演,是採取單純「呈現」或積極「處理」或以迂迴言說的方式表達己意,交錯於制度與人性的抉擇究竟為何?是為本文所欲探究。

關鍵字:春秋、孔子、周公

 

一、前言

隱公元年為《春秋》的第一條,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也。若讀《左傳》則自「惠公薨」讀起。《左傳》文字並非自隱公元年始,其前已有傳文。隱公元年既稱《春秋》之始,則《春秋》之前的「惠公薨」,其繫年該如何稱之呢?稱隱公元年前一年,或稱惠公幾年,或周平王四十八年[1],或西元前七二一年?依魯史,則惠公於魯史記的記載上,本會有其稱法,即惠公某年。「惠公薨」於惠公四十六年[2],則經之前這年,若從魯史言之,則應稱「惠公四十六年」。然而回到孔子所書的《春秋》該如何看待?《春秋》第一句仍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惠公薨」便是經之前、經之外。

孔子以隱公元年作為書寫《春秋》的開始,觀前人之說,大體有以下數論:

(一)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

《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詔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3]

杜預以平王東遷論孔子意欲將魯國中興之希望寄託在隱公身上,以周之東遷與魯隱之讓國,具時代相近的巧合,足以成為一個徵兆,即為周王室中興的機會。故以隱公之始,以相應於周平王之東遷。

(二)《公羊傳》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何休:「據得麟乃作。」又云:「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4]

《公羊傳》的說法是孔子自其時代上溯可聞知的歷史,隱公乃是祖之所逮聞也。這對孔子而言應是信史的最遠處。何休一開始並未據此而注疏,他提出另一個看法「據得麟乃作」,此與《公羊傳》說法不同,但何休為何有此說呢?應與漢代讖緯盛行有關。

徐彥疏云:「假拖云道,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己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托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

《公羊傳》所提的是史家著述中,如何確保客觀事實的描述,非憑傳說神話,繼以敷衍成文。但《公羊傳》如此詮釋也將孔子作《春秋》的性質給予一種身份,即私家著述。因《公羊傳》強調孔子作《春秋》自隱公始乃就其先祖之所聞知,非自魯史而來。

(三)孫復《春秋尊王發微》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隱公而作也。然則《春秋》之始于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昔者幽王遇禍,平王東遷,平既不亡,周道絕矣。觀夫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之禮不修,貢賦之職不奉,號令之無所束,賞罰之無所加,壞法易紀者有之,變禮亂樂者有之,弒君殺父者有之,攘國竊號者有之,征伐四出,蕩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陵遲,逮隱而死。夫生猶有可待也,死則何所為哉?故《詩》自〈黍〉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詩》自〈黍〉而降者,天下無復有雅也;《書》自〈文侯之命〉而絕者,天下無復有誥命也;《春秋》自隱公而始者,天下無復有王也。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嚴其終者,必先正其始。[5]

孫復在宋代提出一種消極且具批判性的理由。其云「天下無復有王也」。孫復的談法,明顯是從後代的歷史變遷過程來回顧周平王的定位。他看到周平王是平庸的,完全看不到希望。也就是自周平王而後,周王室之地位更等而下之,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記,征伐不自天子出,諸侯強大不聽號令,所謂禮壞樂崩,天下無王也。徐樹丕云:「魯隱之始,平王之終也。周之不競自平王始也。宗周之業基于豐鎬,而東遷雒邑,宗周之重失矣。然則何以不始於平王之初年也?曰:周雖東而君子尚冀其反于西也,故遲之以歲時至平王之終。曰:無冀矣,故《春秋》于是作也。」[6]

(四)黃道周《坊記集傳》

《春秋》之意,以越禮自下,坊德自上,節情而止,亂君子之事也。叔段欲京則與之京,欲貳則與之貳,無禮以止之,則猶之教驕亂者矣。教驕亂而後克之,則幾乎恐不克之也,夫是為三桓而發也。夫子以叔段起三桓,以鄢起郈與費,圍成之不克,亦夫子之所憖也。夫子將筆之書,又與二、三子討論其義,丁寧於〈坊表〉之始,故〈坊表〉記者,《春秋》之開塞也。得其三坊,而《春秋》之燦乎著矣。[7]

黃道周認為孔子著《春秋》之意,是其時代三桓亂國,因故溯其源流,則需自隱、桓之際論起。三桓即魯大夫孟孫氏、季孫氏、叔孫氏。其先祖於魯桓公之時亦曾大亂魯國,分別為慶父、季友、叔牙。這三位都是魯桓公之子,與魯莊公為兄弟。桓公殺隱公,這幾位魯大夫又殺莊公,同是亂國,故其云有相應。

(五)顧炎武《日知錄》

《春秋》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8]

顧炎武認為魯之有《春秋》即魯史記也,自有魯國則有魯史。而孔子《春秋》之所以從隱公作為開始,原因是因為隱公之前的《魯春秋》或因年代久遠而不存。故孔子從隱公處為起始點。清人孔廣森亦云:「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9]

除此之外,近人熊逸又做了一次詳細的列舉,如以十二為天數或周王宜臼、王子余臣,二王並立的結束等等[10]。諸家說法雖試圖去尋求孔子意旨,但主要還是與當時所處時代與個人識見有關。這些說法不只解釋過去,也解釋當下對歷史的看法,解釋當下對孔子的認識。所以後人一再又一再的詮解,彷彿只是為了重新建立自己的觀點。這些說法有著共同趨向,都不覺得魯隱公有什麼特別之處可被孔子關注。所以《春秋》始隱的原因,不在隱公身上。

二、《春秋》始「攝」

隱公元年《春秋》之義,主要的關鍵在於未書寫出的「公即位」。原本正常態為「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今只有「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因為不書,焦點反而特別突出。由不書「公即位」帶出的理由,公羊子、穀梁子、杜預、何休、范甯等歷代經師的解讀,原因是「攝」。

(一)《左傳》

隱公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11]

1.經文之闕

經過比對魯國十二公的元年書寫,可以發現隱公元年的書寫是變例。照理應書「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所以當經文不書時,它成了一個「闕」。「闕」的意涵,《左傳》有云:「不書即位,攝也。」透過《左傳》的補充,似乎將缺口給補起來,但其實這只是《左傳》的一家之言。何以故?因為經文並沒有文字可以支持《左傳》的解釋,所以我們可以將《左傳》的解釋,當作一種推論。

而經文之闕,是依魯史慣例,還是孔子特意不書,甚至將魯史之有書,刪定為不書?總之孔子這樣的筆法──經文不書,成為《春秋》一開始就令人非得駐足停留不可的立言之道。

2.不書即位

《左傳》云:「不書即位,攝也。」然此應區分為二部分,「不書即位」與「攝也」是不同的意思。「不書即位」是《左傳》理解的前提,左丘明認為《春秋》是一種不書。肯定了孔子的主動義,才有後面的解釋──「攝也」的出現。左丘明如何如此肯定《春秋》是不書而不是依魯史冊的跟隨?這個前提很容易轉移讀者的焦點,放在「攝也」,而忽略了「不書即位」本身是否應該討論的命題。因此左丘明或有意或無意的經典書寫,開啟孔子「不書」筆法的發現。「書」與「不書」成為了《左傳》解經時的一個閱讀意識。

3.攝也

《左傳》在不書即位成為一個前提之後,提出理由,就是隱公「攝也」。「攝」是一個非常曖昧的行為,自古伊尹攝太甲位,周公輔成王攝行政當國,都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孔子不可能不知道「攝」字的模糊性,左丘明也不會不知。既然如此,左丘明仍以「攝」字來解釋孔子《春秋》不書即位的理由,似乎有刻意的目的。

「攝」而不書即位,有三個解釋。第一,「攝」是一種非正式的,僅為一種代理式的,所以不能當作正式的即位例來書,如此是「不可書」,而不是「不書」。第二,「攝」只是不書的理由,只要有不書的理由,不書便有一個正當性。二者的差異在於,前者將「攝」字作為一個重要的導因,後者將「攝」僅當作是「凡例」的理由。杜預《春秋釋例.公即位例》便是屬於第二種情形。當「攝」與莊公的「文姜出」、閔公的「亂」、僖公的「公出」,皆為不書公即位的原因時,「公即位例」的焦點在於「不書」而不在「攝」。然若從左丘明的解經之處,其應在「攝」字上。第三,「攝」是隱諱語,隱公即位了,但孔子不書即位,以示不正。

4.隱公立而奉之

在隱公前一年,魯惠公四十六年,《左傳》有云:「是以隱公立而奉之」緣於「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從惠公四十六年所云,隱公雖為繼室所生,桓公為夫人生,但並未明確論及孰為魯君之繼承者,故依其文述「隱公立而奉之」,似乎是隱公立桓公為魯公,這與《左傳》所云「不言即位,攝也。」才能連繫上。意思是惠公薨未及立桓公為太子,故惠公薨後的即位者,由隱公代惠公立桓公為魯公,自己亦奉桓公為魯公。因桓公過於幼小,隱公不得已只好攝魯公位。

5.攝行君事

經元年下,杜預解云:「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其解「不書即位」為不即位,因此對杜預而言不是不書而是根本沒有即位的儀典。然而卻攝行君事。「攝」所以有模糊性便是在此。「攝行君事」,好像所有國君該做能作的,如朝廟、告朔,都由隱公代理。如果只是代理,何以解釋「隱公」為「公」,且在位十一年呢?

6.假攝君政

杜預又云:「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攝行君事」為何會變成「假攝君政」?其意義頗有不同。「攝行君事」可以當作僅是處理朝廟、告朔等天地之常事;「假攝君政」就可能涉及外交、軍事等具體方針的改變。若不是杜預語意不清,便是他所理解的「攝」,不僅是暫代,而是全面的執政。

另外,杜預將「不書即位」解釋為「不脩即位之禮」,即隱公沒有舉行就職大典,所以孔子不書「公即位」。

7.追成父志,桓尚少,以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

杜預於惠公四十六年:「是以隱公立而奉之」下,解云:「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追成父志」在《左傳》上可以理解為立桓公為魯公,因為若桓公立為太子,隱公不需奉之。但杜預解此追成父志卻寫成立桓公為太子,此是大不同的。在杜預的解釋上,隱公是即位的魯公,因為其雖以攝之名義代理國政,但卻因其立桓公為太子,所以桓公想要即位,必須等隱公過世才能名正言順的即位。杜預以隱公立桓公為太子之說來確認隱公是有即位的魯公。

《左傳》意在「攝」字。「攝」,於司馬遷已有諸多說法,如「攝政當國」、「攝行政當國」。或如杜預云「攝行君事」、「假攝君政」,都指向代理治理國家一事。《左傳》雖未言明,不書即位是因「攝」,所以不書;還是因未行即位之禮,所以不書。但似乎隱公「即」位的事實是存在的。而「攝」的內涵為暫代,還是代理至老死,還是因那個當下桓公無法即位,所以當隱公以攝的角色入主君位之後,它就便為合法的國君呢?以《左傳》來說,「攝」本身就已經是即位狀態了。

(二)《公羊傳》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出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12]

《公羊傳》意在「反」字,或「將反」。《公羊傳》以桓幼,諸大夫擁隱公而不扶桓公,隱公為顧全大局,而即位。又謂公將平國而反之桓,其云:「隱之立為桓立也。」然終隱公十一年,皆未「反」,既然「未反」,故是「將反」。《公羊傳》以隱公為桓公而「立」,這「立」已足明隱公即位。

(三)《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13]

《穀梁傳》意在「讓」字,或「將讓」。隱公將讓桓公原因在於「先君欲與桓」,所以隱公自己不言即位,表明成其父志,而實際上隱公還是即位了,他只是有讓桓之心,或有將讓桓之心。

三傳對於《春秋》第一條經文各有言說,雖言語不同,意皆在一事,即魯隱公即位之事。

《左傳》言「攝」

《公羊傳》言「反」、「將反」。

《穀梁傳》言「讓」、「將讓」。

魯隱公的行為與周公輔成王,有極大的雷同。孔子以隱公為《春秋》之始,似乎看到隱公與周公間有深刻的相似性,可以藉此為周公之事表達意見。透過《春秋》經文的空白,留下口傳,為三傳之說。而三傳說什麼呢?隱公即位稱公。推想孔子對周公,應亦認為周公即位稱王。這與周公形象不符,與制度不合,該如何解釋?孔子口傳弟子:即位稱王並沒有道德性的問題,因為他是「攝」、「將反」、「將讓」。隱公「將反」、「將讓」能夠被肯定,那周公「已反」、「已讓」,更無可置喙。隱公當然不重要,因為平反的對象在周公。如《論語.里仁》:「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禮讓為國,如禮何?」與《穀梁傳》所言相應也。

三、桓公即位

隱公元年的議題與桓公元年是有連繫關係的,單就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的夫子筆法與隱公元年相較,就可發現桓公似乎是一個合理的即位,他不止讓夫子承認並為他寫上「公即位」三字,之後魯國的繼承者與隱公都沒關係了,桓公之後的繼承者便是桓公的兒子「莊公」。這麼說是因為若不考慮三傳的解釋,《春秋》不書隱公即位,而書桓公即位,剛好是強烈的對比。陸淳針對這樣的矛盾提出解釋: 元年有正,夫子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其禍也。[14]

陸淳順著《春秋》隱公元年書「正」,認為這是夫子表達隱公不行即位之禮的筆法。程頤云:隱不書即位,明大法于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15]

程頤順著陸淳的說法,更明確的將「不書即位」,指說隱公未受周天子冊立,乃是自立,故夫子不書公即位,強調不認同其為魯君也。這樣的言說在宋代起了影響,如胡安國亦云:   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16]

宋代之後對於隱公不正的看法逐漸流行,這與《春秋》學興起有關,但《穀梁傳》與杜預主張的,仍是桓公不正。

(一)《左傳》

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左傳》:

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17]

《左傳》提到隱公十一年十一月壬辰日,羽父派人於寪氏家中殺了隱公,且為立桓公而討寪氏。這之中隱公遲不讓位遂使桓公等不及,故有篡位之舉。今究《左傳》則知非桓公使羽父弒隱公于寪氏之館。

《左傳》於壬辰之前,猶有補述。其云: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

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寪氏。

羽父弒隱乃懼請殺桓公之舉事跡敗露,故轉而投靠桓公。整個過程皆是羽父主導,禍首應為羽父。

然其中有一潛在的模糊處,即當羽父反譖隱公於桓公,而請弒之時,桓公是否默許了呢?

孔子《春秋》並無此意思。何故?因從「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此桓公元年書寫,完全是一個正常的公即位書寫。且《左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也沒強調桓公篡立弒君不正即位的記載。

(二)桓弒隱乃《穀梁傳》說

《公羊傳》亦無提到桓弒隱的直接證據,《公羊傳》解釋與《左傳》同,隱公為賊所弒。《公羊傳》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仇,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18]

又桓公元年《公羊傳》云: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19]

雖然《公羊傳》:「如其意。」是如桓公的意,但仍未言桓公有弒隱之事。

《穀梁傳》隱公十一年: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20]

又桓公元年: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己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21]

《穀梁傳》這裡說的清楚明白:「桓弟弒兄」。

三傳於此處或可分為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隱公為誰所弒?二是桓公元年為何書寫「公即位」?《公羊傳》、《穀梁傳》都同意君弒賊不討,乃臣之大不忠,也是新即位之君的首要之務。若即位者,即弒君之人,其如何自討呢?另一個問題是,如果三傳同意是桓公弒隱公,或者是桓公暗中同意羽父的弒隱之舉,為何桓公即位之元年,《春秋》無貶?

《左傳》以弒君之人為羽父,罪不在桓公,故桓公能行即位之禮。

《公羊傳》以君弒賊不討來立宗旨,但因未以桓公為弒君者,故只能就賊不討來規諫桓公,此尚不至於削其即位之事,故仍言公即位。

《穀梁傳》以桓弒隱,又行即位之禮,乃重貶之。既突顯弒君之罪,又明無恩於先君也。

(三)杜預從《穀梁傳》說

杜預於隱公十一年隱公薨下云:

桓弒隱,篡立。[22]

又於桓公元年云:

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23]

杜預注改變了《左傳》羽父弒隱的事,順著羽父欲立桓公而討寪氏,將羽父的行動歸於桓公的幕後指使。由是桓公為篡立之主謀者,則雖羽父所弒,仍為桓公所弒。

杜預改變了《左傳》以羽父為主謀者的說法,改以桓公為篡立主謀者。杜預如何能如此肯定的說「桓公篡立」?因其接受了《穀梁傳》的說法,即前所述:「桓弟弒兄,臣弒君……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己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所以「桓弒隱」、「篡立」的言說,成了理所當然,桓公之惡更無翻身之地了。桓公即位正與不正,影響著隱公即位的正當性。那桓公究竟有弒君篡立,還是君薨即位耳?孔子沒給答案,他呈現的仍然只是隱公不書公即位,桓公書公即位。

四、制度與人性

孔子以《春秋》來說明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一事,對其而言是二百多年前的歷史。歷史有一個不可違逆的結果,就是它已經是如此。因此孔子所面對的是要以如何的文字,將事件撰寫出來。常人特別容易在情感上選擇對自己安心的方式執行。但聖人得站在更高的位置,看到更適宜的處理方法。以隱、桓為例,這事同時涉及制度與人性的難題。

(一)繼承順序

孔防叔是孔子的曾祖父。孔子一家是封建制度沒落的目擊者,和制度崩壞底下的受害者。他們一代代的經歷,顯示了西周初期制度的變化。如殷人習慣「兄終弟及」,周人卻認定應該「父死子繼」。當宋國仍行「兄終弟及」的方式,在周人的制度下,「父死子繼」才是正確的。因此,「兄終弟及」逐漸成為特例,從宋湣公的例子可以看見宋國在殷商制度轉變到西周制度時所產生的衝突。而魯隱公與魯桓公為同父異母兄弟,在魯惠公之後,也正進行著繼承上的衝突。

周代是「父死子繼」,而魯國在周天子的管轄之內,理應執行周法。故當魯惠公薨,魯以隱公繼之,是合理的。但當魯隱公逝世後,桓公若在常態下是否能繼承魯君之位呢?道理上是不行的。只有隱公的兒子才有繼承權。所以魯桓公是弒君篡位。他破壞了「父死子繼」的規矩,從另一方面來說,若桓公否定隱公的即位事實,說隱公僅是「攝政」不得稱公,在魯國國君的傳承上,跳過隱公,那他就將自己斷定是繼承魯惠公的接替者。然後魯桓公結婚生子,再將君位傳給自己的兒子魯莊公,這樣便沒有違逆宗法制度。

今天我們見到孔子修的《春秋》,隱公是有其位置的。但魯春秋呢?在魯桓公時代所修的魯史上還會有魯隱公這一段嗎?若沒有,則桓公當然視自己為魯惠公唯一合法的繼承者。若有,則桓公會將自己視為篡逆者而登大雅之堂受周天子冊封嗎?應該不會。

孔子是當時一位推行禮法不遺餘力,並且希望能將周代禮法制度化的推行者,因此當他面對周武王崩,周公該如何時,應是依周代宗法制度視之,即「父死子繼」,那合法繼承者是成王。周公不應即位稱王。

但攝政如何能兼顧「名正言順」,若攝政不能有名,號令何以服眾?故攝政如何稱名?周代創始不遠,相信是周公自己都是第一次面對這樣的情形,當他意識到,當下的處理合宜與否,將會成為周代宗法制度的定法,這就是「制禮作樂」的典範性示範。

周公後反政於成王,世人方知其心。這一段大有曲折,見《尚書》、《史記》皆可見當時周公行徑不僅世人懷疑,連其兄弟管叔、蔡叔都不相信周公僅攝政,最後連成王都有所懷疑。這是當然的。故後人亦有明言周公之所以反政,是情勢所迫。同樣的事件,回到魯隱公攝桓公位,其攝「十一年」,猶不還政,難怪桓公根本不相信隱公有還政之心。因為周室之宗法「父死子繼」,隱公是有可能在攝政過程逐漸合法自己為魯惠公的唯一繼承者。這樣桓公便不存在了,魯隱公可以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

孔子是如何看待魯國宗法應從殷,還是從周呢?從殷則隱公薨,桓公即位,正也。若從周禮,則隱公薨,桓公即位,不正也。按照歷史的順序是魯惠公薨後,魯國陷入國君之爭,先由魯隱公「執政」十一年後,魯桓公接替。

這樣在魯國的歷史上是如此,但對於魯桓公的認識而言,他應不承認魯隱公為魯君這事實,他是奪其君位的篡逆者,所以當他殺掉隱公後,他是魯惠公之後唯一合法的繼任者。隱公只是一段叛亂史,可以刪去的。

但就孔子《春秋》所列的魯國世系,是為魯惠公-「魯隱公」-魯桓公。但魯隱公要特別註解一下,因孔子不書隱公有「即位」。故隱公於魯史上有一特殊的定位,即不存在的存在。這也就是孔子《春秋》筆法,讓隱公真實的存在。

周公問題也面臨相同的情形,即周公稱王的事實應該是存在的,但因為帝王世系的正統論,必須將這段歷史給刪去,或改寫。使「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周成王」改成「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如此將周公的聖人形象非但保留住,更向上提高一級。

孔子透過歷史必然傳聞過周公事蹟,當隱公也有如此類似的情形發生時,其實並不巧,因為隱、桓之世,上距周公,下離孔子之世,皆遠也。故孔子選隱公為《春秋》之始,斷然恢復給隱公一個魯公的地位,當然他面對周公的態度也會一樣。即周室世系應為「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周成王」周公在周世系中就是不書公即位,但仍應佔有實際周天子之位。

(二)母弟篡立

隱、桓的問題,向來學者多從《公羊傳》討論到底是「母以子貴」還是「子以母貴」,進而去研究隱公生母聲子與桓公生母仲子,孰貴?孰尊?但孔子以隱、桓為起始,還有一個可關注的現象。就是國君常偏愛後出之子,寧願冒違逆宗法制度的大不諱,進而立庶子為太子。或母弟不甘為臣,冒險篡立。隱、桓是如此,鄭伯克段于鄢中之的鄭莊公、共叔段,莫不如此。

這種特例,一旦成為事實,必定弄的國家大亂。這是遵守制度的孔子絕難忍受的。若從這裡切入,那魯國之亂,則始自魯惠公,《春秋》之始應自魯惠公談起。

談國家繼承的問題,聚焦在宗法制度或君王身上是常例,但往往產生變化的影響處在於君王的寵妃,及新生兒。即夫子所謂女子、小人也。

國君受年輕貌美的女子吸引,改變對太子的人選或喜愛新生兒而討厭長子,這都是君王的性格所致。

其中夫妻匹配十數年,見一方年華老去,亦無新鮮感,對其興趣必減低,突然來個年輕的女子,當然受動搖。而原太子或已成年或正值青春期,正叛逆,與父親之間的同性競爭心理本來就不容易和諧,現在有一幼小毫無攻擊力與威脅感的嬰孩剛出生,說什麼都是可愛,令人疼愛。便以為將王位交給新生兒,對自己是安全的。

這些孔子都知道,但為立萬世法則,宗法制度的穩定對孔子而言是高於一切的。孔子考量的是制度的建立與制度的穩定,更深一層是宗法制度與親情之間的衝突矛盾,再進一步當自身安全感與宗法制度有所牴觸時,又該相信自己的感覺還是選擇相信制度?

孔子看到周公與隱公都以相幼君為理由時,他所面對的是制度與人性的判斷。他先用制度去談,再用人性去說,二者都兼顧了,成就了《春秋》。即用制度來不書公即位,然後口傳經義時云:「成公意也」、「攝也」、「將讓國」。這與周公為制禮作樂之制定者,卻私下去向老天爺為武王續命,去攝政然後反政於成王,是一樣的。它的雙重性,打破了單一思維,孔子承接了這一課題。

五、結論

高士奇以紀事本末體編寫《左傳》成《左傳紀事本末》。其提到:

《左氏》之書雖傳《春秋》,實兼綜列國之史。茲用宋袁樞紀事本末例,凡列國大事,各從其類,不以時序,而以國序。[24]

此間內容凡取《左傳》原文,罕有所遺。

以「魯隱公嗣國」為例,高士奇列舉與隱公嗣位有關的傳文。並加以評論:顧隱之失不在于讓,而所以讓之道有未善也。……使隱能如周公輔成王故事,抱負以臨羣臣、聽國政,即不然,令桓毓質深宮,己則身都魯相,而代之經理,其發號施令,入告王朝,通問鄰國,一稱桓君而已無與焉。則名分定,而己之心迹亦明,雖有百奸人,烏能離閒于其閒哉?不此之圖,而奄然立乎其位,國之人皆指而目之曰:「此魯君也。」其盟摟伐之所至,羣指而目之曰:「此魯君也。」其于瓜李之嫌謂何矣。[25]高士奇說隱公無勇、不智、不信、不孝、不仁、紊防、貪得、縱權、簡禮、反覆、文過、無君親,乃啟爭端之禍媒也。將隱公批評的一無是處。他將焦點放在隱公身上,認為問題出在隱公不如周公。

隱公當然不是周公。孔子以隱公為始,乃是孔子發現魯惠公與魯隱公、魯桓公間有即位上的重大議題,即「攝」政、「讓」國。此一事件本是魯國一段過往發生的歷史,不過因「攝」、「讓」的問題與周公輔成王,攝政當國一事有極度相似的情形,且許多傳言對周公皆有所疑義,如管叔、蔡叔所衍生出對周公道德性的質疑,更不用說潛藏在民間的街談巷語。孔子藉隱公事件,來闡述對周公稱不稱王一事的態度。因此,《春秋》以隱公元年為第一,絕不是一個偶然或恰巧,他完全是孔子刻意安排的開始。從此亦可以讓孔子自己與周公之道統成為一脈香火延續,且希望魯國國君能不忘魯國乃因周公之德而受封於魯,此一偉大的歷史榮景。

《春秋》隱公元年何以不言「公即位」?孔子以隱公既然有讓國之心,僅攝政而已,不宜書「公即位」,故不書。同理觀周公輔佐成王為攝行政者,雖有行王事,究其心實有讓國之意,故稱王非周公本意也。

魯隱公懸置的「讓」或「代」因遲遲未還,使即位者等得不耐煩而衍生事端。這樣的歷史重演雖是一場悲劇,但孔子如何去確立其最崇敬的周公之德性,這是孔子建立周公價值很重要的一環。透過魯國,為周公、伯禽之後,於隱、桓之際又見相同,當然可以比義一下,以明心志。孔子周旋在制度與人性中看到一個切入點,製造了語言的模糊地帶,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即位」。既可說「公未即位」,亦可說「成公意」故不書「公即位」。

制度的規範與人性的抉擇,很難在同一標準中被執行。周公、孔子可以訂定完全符合道德及穩定社會的制度,但這制度落到國君、大夫、老百姓時,要不要遵守,往往不是客觀的決定,而是主觀利害關係下的考量。因此孔子作《春秋》雖有褒貶,有許多處並不是褒貶的方式可以解決。類似周公、隱公之事,是不可解的難題,只能並存。如周公、隱公,該如何?成就一己之清譽,還是冒著自身毀譽來保住周朝、魯國?真是不好解答啊!

故《春秋》何以始自隱公?以隱公攝政有讓國之心,言周公攝行政當國之正也。

 

六、參考文獻

1、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臺北:漢京文化,1980年

2、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3、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4、杜預集解、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5、胡安國:《春秋傳》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6、范甯集解、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7、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8、徐樹丕:《識小錄》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

9、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10、陸淳:《春秋微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11、程頤:《春秋傳》海口:海南國際出版中心,1996年

12、黃道周:《坊記集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13、熊逸:《春秋大義2:隱公元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14、撰者不詳,洪頤煊校:《竹書紀年》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

15、顧炎武著,周蘇平點注:《日知錄》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7年


[1]《竹書紀年》:「周平王四十八年,無雲而雷。魯惠公卒。」撰者不詳,洪頤煊校:《竹書紀年》(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卷下,頁13b。

[2][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14,頁548。

[3][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卷1,頁25a。

[4][漢]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卷28,頁12a。

[5]〔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50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卷1,頁395-396。

[6]〔明〕徐樹丕:〈春王正月說〉,《識小錄》(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卷3,頁17a-17b。

[7]〔明〕黃道周:《坊記集傳》,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42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卷1,〈去亂章第二〉,頁67。

[8]〔清〕顧炎武著,周蘇平點注:《日知錄》(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7年),卷4,頁145。

[9]〔清〕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收入《皇清經解》第13冊(臺北:漢京文化,1980年),卷690,頁12a。

[10] 熊逸:《春秋大義2:隱公元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9-25。

[11] 《春秋左傳注疏》,卷2,頁13b。

[12]《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頁9a-12a。

[13]〔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卷1,頁1a-3a。

[14][唐]陸淳:《春秋微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上,頁6。

[15]〔宋〕程頤:《春秋傳》,收入《二程全書》(海口:海南國際出版中心,1996年),卷1,頁4。

[16]〔宋〕胡安國:《春秋傳》,收入《四部叢刊續編》第10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卷1,頁2a。

[17] 《春秋左傳注疏》,卷4,頁26b-27a。

[18]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3,頁16b-17b。

[19]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5,頁1a。

[20]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2,頁13a。

[21]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3,頁1a-2a。

[22] 《春秋左傳注疏》,卷4,頁27b。

[23] 《春秋左傳注疏》,卷5,頁1a。

[24] [清]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凡例〉,《左傳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首,頁5。

[25] 高士奇:〈隱公嗣位〉,《左傳紀事本末》,卷5,頁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