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现代重建与“孔圣堂模式” - 周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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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现代重建与“孔圣堂模式”


周北辰:儒家学者,曾就职于贵州师范大学。1996年起,师从当代大儒蒋庆先生,2000年辞去大学教职投身儒家文化复兴事业,成为职业儒者,专职弘道。2009年创办儒家道场“深圳孔圣堂”,2015年发起成立中国儒教组织“中华孔圣会”。
治学方向:春秋公羊学、政治儒学、宗教儒学、儒商管理学、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及中国国情研究。
现任职务:中华孔圣会总干事、深圳孔圣堂主事
主要著作:专著《儒教要义》、《儒商管理学》、《传统文化与生命信仰》、《儒教知识问答》。

内容提要:
文章梳理了近代百年来儒教所遭遇的灾难及面临的困境,阐述了以康有为、陈焕章创立孔教会为标志的儒教宗教改革情况及其失败原因。深入解析了儒教现代形态建构的内容及途径,并在组织形态、制礼作乐、宣教方式、经济建设等方面对儒教道场“深圳孔圣堂”的儒教现代重建模式进行了深入解读。


(一)儒教的毁灭性灾难

自1840年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儒教中国的大门,从此开启了儒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现代文明的全面遭遇。这一过程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事暴力殖民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技术、资本与政治殖民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宗教文化殖民阶段。后两个阶段又合称为“和平演变”阶段。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强盗的军事入侵和武装掠夺,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下,中国进入了一个“师夷制夷”的历史逻辑之中,开启了全盘西化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集现代化、西化、殖民化为一体的过程,这是一个“以夷变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教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遭受了空前绝后的大毁灭。

近代“以夷变夏”历经器物工具层面,到政治法律制度层面,再到国民性改造,再到文化大革命,儒教被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深渊。中国的文化本位立场逐步丧失,国民信仰逐步解体,中国文化传统与精神价值最终彻底崩毁。以下是中国近代“以夷变夏”的几个标志性事件:

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废除科举制度——儒教丧失王官学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延续两千年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解体——儒教从此失去了载体和组织形态而成为“游魂”。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新的国家政权废除祭天和祭孔仪式——儒教从此失去了国教地位和道统资格。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这就结束了儒教数千年来对于国人身心性命安顿的历史,颠覆了儒教作为中国人个体生命信仰的可能。
1915年,自《新青年》杂志创办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开始全面反对和抨击传统文化,全面拥抱西方文化。

由于两千年来,儒教跟中国的社会政治高度同构,因此清廷的退位,满清的灭亡标志着儒教国家的解体,同时也标志着儒教的王官失守和组织形态的解体。而中小学废除读经,则标志着儒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被从民族集体记忆中清除。这两件事说明中华民国用国家权力毁灭儒教,废除了国民信仰体系,瓦解了传统价值体系以及延续数千年的礼法典章制度。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一场由文化精英发起的摧毁传统,自断文化根脉,自毁精神家园的非理性文化自虐运动,祸国殃民,流毒深远。

“夷夏大防”的最终失守,给儒教文明及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灭顶之灾,儒教延续两千年的大一统形态也正式宣布消亡。从此,儒教成为没有载体,没有组织形式的“游魂”。

(二)儒教“现代形态”的早期探索

《易经》曰:“游魂为变”。儒教失去了传统载体和组织形态以后,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百余年来儒教先贤们始终在寻觅着应对之策,为儒教在西化、殖民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寻找自身的定位并尝试着进行儒教的“现代形态”及其组织形式建构。

1、“中体西用”的儒教主张

在西方殖民扩张初期,我们首先切身体会到的是“落后就要挨打”。因此首先想到的也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武器及与此相关的制造业。于是兴起了学习西方军事、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自强,抵抗侵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办军工厂,造船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强与列强的外交活动;设同文馆,培养西学人才。

在洋务运动时期,“所有坚决主张学习西学的人,不论他们所说的西学含义如何,是仅仅指其科学技术,还是要开设议院,都没有忘记儒教这个‘体’”(李申《中国儒教史》第1013页)。这期间,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念,认为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秦汉以来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文化危机。张之洞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主张。张之洞认为:“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治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张之洞《劝学篇》序言)。

在张之洞看来,保国、保教、保种是一体的,他所说的教,就是儒教。他认为儒教是中国文化的“体”,是中国人的信仰,是安身立命之本,这个“体”是不能丢的,而西学只能为“用”。

然而,体用不二,体用是不能绝然二分的,所谓“牛体不能马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的思想并不能解决中西文化的定位与儒教的现代存在问题。历史的演变,也并不以张之洞的意志为转移。在西方基督教现代文明的扩张下,“夷夏大防”逐步失守,儒教这个“体”也随之消亡。中国从此步入“以夷变夏”的历史逻辑中,儒教和中国文化一同被本民族集体遗弃,中国人也从此丧失了精神家园和文化身份。

2、康有为的儒教改革思想

1894年,甲午战争使得中国洋务运动的理想破灭。当时的时代精英们认识到,光有洋务运动还不能自强,必须要诉诸变法,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康有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康有为的吁请下,光绪帝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等领域推行新政。康有为看来,学习西方不仅应该体现在政治、军事、司法、教育等层面,还应该体现在宗教层面。康有为在组织戊戍变法的同时,多次上书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改革思想,并著《孔子改制考》一书加以阐释。

首先,康有为主张改儒教为“孔教”,奉孔子为教主。他认为孔子是受命改制,孔子创立儒教,是儒教教主。“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 。
其次,建议以孔教为国教,独祀孔子,教化民众,树立良好民风民俗。
第三,设立“道学科”,征召任用民间儒者,授国子、学政之官,令在民间宣教,国家给予财政支持。
第四,学习基督教,广建庙宇,培养人才,广宣教义。
第五,主张“扶圣教而塞异端”,用孔教来抵御基督教等异教的入侵。
第六,废除皇帝祀天特权,允许人人祭天;准许妇女进入孔庙祀孔。
第七,国家鼓励民间孔教组织在各地甚至在海外传教,并给予财政支持。

但是康有为的宗教改革思想,并没有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在戊戍变法的诏书中,没有关于宗教改革的政策和方案。这说明宗教改革比社会政治改革要困难,但康有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宗教改革的努力。

3、儒教现代形态的雏形——孔教会

1912年10月,康有为支持学生陈焕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创办《孔教会杂志》。孔教会是康有为改教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儒教学习基督教,以现代教会组织形式重建儒教“现代形态”的第一次努力和尝试。1912年10月7日,孔教总会在上海成立,并在各地设立分会。1913年9月27,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并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11月,康有为任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随即将总部迁至北京。

孔教会成立以后,在海内外广设分支机构,大量吸收孔教信徒,创办传教刊物,筹办孔教大学,策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活动。孔教会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广泛支持和响应,曾一度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热潮。据《孔教会》杂志统计,自1914年起分支机构已达140余个,遍布国内各大城市,以及港澳、南洋、东京、纽约等地,拥有大量会众和信徒。

但由于政局变化及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泛滥,孔教会在民国政府及社会的各方压力下,逐渐衰落,最终被民国政府强制更名为“孔学会”,从此孔教会由宗教组织转变为普通社团组织。被剥夺了合法宗教身份的孔教会在大陆难以为继,被迫迁往香港,并更名为“香港孔教学院”。1933年10月,首任院长陈焕章在香港病逝。

孔教会的命运,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儒教第一次宗教改革的失败。儒教近代宗教改革之所以未能像欧洲和日本的宗教改革那样取得成功,而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源,有着如下原因:
第一、孔教会的宗教改革所依托的对象是当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士大夫阶层,过于精英化,只在士大夫及小部分政治人物的狭小圈子里传播。
第二、未能深入民间社会,深入到农工商各领域,宗教改革与广大民众无关,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深厚的民间社会基础。
第三、与现实政治结合过分紧密,从而受到政治局势的波及和影响。让孔教与当时的政治甚至政治人物关联在一起,使得孔教的命运随着政治派别和政治人物的命运一起沉浮。
第四、缺乏因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系统的组织模式与制度建设。
第五、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泛滥及其对国民的洗脑。
第六、渐进改良的失败与社会政治革命的成功,使得儒教的宗教改革失去了社会政治环境和存在条件。
第七、国民政府的强制性干预和打压。

4、“儒教非教论”的流毒

近代以来,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等相继推出“儒教非教”的观念,他们否定儒教是宗教。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个伪命题,是西化派发起的一场旨在摧毁儒教与中国传统的指鹿为马的学术阴谋。其目的是消解孔子与中国文化的神圣性,把孔子从神坛上推下来,还原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名之曰教育家,思想家。反对把孔子之道,把儒教的精神价值作为国民安身立命之本。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孔子及中国文化的神圣性与超越性,从而为他们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扫清障碍。

经过“儒教非教论”的洗脑,中国人集体默认民族传统文化没有神圣性,缺乏超越性,是形而下的文化;承认中国历史是没有宗教的历史,中华民族是没有信仰的民族。“儒教非教论”近百年来,流毒广播,为祸深远。

蔡元培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陈独秀提出以科学民主代替宗教,凡此种种,可谓荒诞不经。中国经过这一番洗脑以后,儒教在国人心中丧失了宗教资格,对于“天地、祖先、圣人”的崇拜成为了封建迷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信仰——民主科学拜物教。后来,随着社会政治革命的历史演进,政治领袖也成为新的崇拜对象,这种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

当政治乌托邦信仰和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狂热退去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时期。中国人自放弃宗教信仰以后,又放弃了政治信仰,转而形成一个新的信仰——金钱拜物教。从此,金钱成为中国人的神圣价值,全社会腐败蔓延,道德崩毁,良知泯灭。中国人的灵魂,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拜金主义的泥潭当中彻底堕落和沦丧。追根溯源,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难辞其咎,“儒教非教论”难辞其咎。

(三) 重建儒教的构想

当代大陆著名儒教学者蒋庆先生2005年正式发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于儒教被毁百年后正式提出重建儒教的主张。蒋先生首先肯定了传统儒教的国教地位,继而概述了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功能:第一、解决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第二、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第三、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第四、解决国人的情志慰藉问题。在此基础上,蒋先生提出重建儒教的两条路线:即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

上行路线就是儒化政治秩序的路线,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立国之本,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建立儒教宪政制度,建立新的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制度。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建立宗教性的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基督教会或佛教会的中国儒教会。在文中,蒋先生还进一步描绘了未来中国儒教全面重建和复兴的具体形态:即儒教的政治形态、社会形态、生命形态、教育形态、慈善形态、财产形态、教义形态、传播形态、聚会形态以及组织形态。蒋先生认为,重建儒教,才能恢复中国的历史文化自性,使中国再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文明属性的“文明国家” 。

笔者也始终在思考和践行着儒教的重建事业,2008年发表《儒教现代改制的构想》一文,针对蒋先生提出的重建儒教的下行路线,进一步阐述了儒教现代改制的具体构想。笔者在文章中强调,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要进行一场国民宗教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儒教的改革。儒教不仅可以在传统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下落实为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形态”,也可以在现代社会落实为宗教社团法人意义上的“教团组织形态”。

文章还进而提出了儒教现代改制的具体制度构想,要建构宗教社团法人意义上的的儒教组织,就必须对儒教的“现代形态”进行返本开新的创造性建构,并建立儒教的现代制度,如:教会制度、教阶制度、教籍制度、庙祀制度、礼乐制度、告拜制度、圣训制度、儒戒制度、天罚制度、书院制度等。文章通过儒教现代改制的构想,对蒋庆先生重建儒教的下行路线进行了具体的落实,为儒教“现代形态”的建构提供了制度模式和实现途径。

(四) 深圳孔圣堂——儒教现代形态的模式建构


2009年,当今中国第一个儒教道场——深圳孔圣堂创立。经过多年的努力,孔圣堂初步完成了儒教“现代形态”的模式建构。其中包括儒教的组织模式、宣教模式、礼乐模式、道场模式、教育模式、企业模式、经济模式等。“深圳孔圣堂模式”的建成,标志着儒教现代改制与儒教重建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儒教重建事业未来的任务就是将“深圳孔圣堂模式”复制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

1、 组织模式

儒教是政教合一,治教一体的宗教。在传统儒教形态中,无论是上古儒教形态,还是封建形态,抑或大一统形态,儒教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教团组织。儒教组织跟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家庭组织高度同构,国家组织就是儒教组织,社会组织和家庭组织也是儒教组织。

在“现代形态”意义上重建儒教,首先要根据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以现代宗教社团法人的形式建构儒教的组织形态。深圳孔圣堂自创办以来,非常重视组织建设工作,并在自身的组织建设工作基础上,逐步探寻儒教的现代组织化模式。

1)理事会
孔圣堂成立了理事会,理事会由常务理事和理事构成。孔圣堂理事会注重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其中包括政府退休领导、企业家及社会各界人士。

2)执行机构
在理事会下面设立了孔圣堂常务执行机构。其中有教义部、礼乐部、修学部、宣教部、人事部、社工部等部门,形成了完备系统的常务执行组织。孔圣堂目前拥有专职人员7人,兼职人员20余人,学员弟子及义工数百人。

3)教籍和教阶
孔圣堂创办以来,逐步在内部实施了教籍制度。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学员行儒教归宗礼,正式归宗儒门成为儒教弟子和信徒。
孔圣堂还制定了儒教“教阶制度”,儒教教阶由低到高分为五个级别:儒众、儒士、儒师、大儒师、儒宗。

4)注册登记
孔圣堂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登记,是合法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主管部门为深圳市文体旅游局。

2015年由深圳孔圣堂联合海内外数十家儒家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儒教组织“中华孔圣会”,拟在全国各省、市、县设立分支机构,把儒教的组织深入到社区、乡村、学校、企业和家庭。在横向组织上,要成立儒教的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学生组织、企业组织。

2、宣教模式

在现代社会重建儒教,就必须进行深入全面的弘道和宣教工作,要让中国人,让全世界都知道儒教的存在,了解儒教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孔圣堂在重建儒教“现代形态”的实践中,突出强调儒教的宣教工作和宣教模式的建构。

1)孔圣堂坚持每周“来复日”(即周日)的儒教经典讲学活动,摸索出了一套针对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受众的深入浅出的现代宣教模式。

2)孔圣堂发起了儒教“三化”运动。“三化”就是儒教的生命化,生活化和社会化。

3)孔圣堂发起了儒教“四进”运动。“四进”就是指儒教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儒教的“四进”运动是儒教社会化的具体实践。

除了“三化”“四进”的宣教活动之外,孔圣堂还编印了大量的宣教资料;设计制作了孔圣堂画册;出版了《儒教要义》《儒教知识问答》《儒商管理学》等书籍,进行广泛的赠阅;还和新闻媒体进行的合作,开辟儒家文化的专版专栏;创建了孔圣堂的官方网站,进行网络布道宣教;每年还举办大型的宣教和纪念活动。

孔圣堂与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及三合国际集团每年举办深圳孔子文化节。另外,孔圣堂还以举办各种传统节日纪念活动、儒门会讲、修身营、学习小组、朝圣之旅等儒教团契生活的方式进行宣教。

总之,孔圣堂在五年来的儒教重建实践中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从城市到乡村,从社区到学校,形式多样的,系统完备的宣教模式。

3、 道场模式

道场,是传教布道,举行各种礼乐活动及宗教仪式的专门场所。儒教现代道场的创建是儒教“现代形态”建构的首要内容。儒教现代道场模式的建构就是要确立儒教在现代社会道场建设的规范和制度。其中,包括神灵谱系的确立、庙祀制度的厘定、道场类别的整合、道场建筑外观及内饰布局、神像神位的确定、礼器礼具的规定、道场等级设置和功能定位等等。

要以儒教“礼三本”的基本教义,整合神灵谱系及庙祀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道场模式。根据儒教“礼三本”的基本教义,因应现代社会及民族国家特点,深圳孔圣堂在多年的儒教现代改制实践中,确立了儒教现代道场建设的规范和制度,从而形成了儒教的现代道场模式。儒教现代道场有如下基本形式:

1) 孔圣堂

“ 孔圣堂”是儒教的社区道场。现代儒教组织将在城市社区、乡镇社区以及企业、学校等社会公共组织设“孔圣堂”作为儒教基层公共道场。孔圣堂供奉“天地祖先圣人神位”,悬挂孔子及历代圣人和民族先祖画像。孔圣堂作为儒教基层道场,是儒教儒师及儒教士讲经传道,实施教化的场所,是儒教信徒举行各种礼乐活动和修学活动的专门场所,也是基层会众团契生活的场所,其功能相当于基督教的教堂。孔圣堂广泛设立在城市社区、乡镇和企业,是儒教在现代社会的基层组织和道场。

2) 家庭神位

传统中国每一个家庭都有堂屋,堂屋供奉“天地祖先圣人神位”,堂屋就是家庭道场,是家庭成员祭祀神灵,告拜天地祖先圣人的专门场所。

3)华夏儒庙

华夏儒庙”是未来中国儒教会各大教区的中心道场,按行政区划,各省、市教区都必须建一座“华夏儒庙”。“华夏儒庙”的具体性质、结构、功能和布局如下:

忠烈祠
华夏“忠烈祠”供奉民族英雄与忠烈之士,如岳飞、文天祥、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勇将士等等,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以弘扬他们的人格、精神与丰功伟绩。

圣母堂
圣母堂供奉华夏圣母、贤母。如黄帝的夫人、舜帝的夫人、孔子的母亲、孔子的夫人、孟子的母亲、岳飞的母亲等等,并以历代忠烈贞洁女性作为配享,展示中国女性的厚德、伟大与崇高。以为女性之典范和楷模,供后人瞻仰,缅怀和效法。

先祖庙
儒教是一个尊祖敬宗之教,华夏先祖是我们民族之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有共同的祖先,有共同的根。先祖庙将供奉伏羲、黄帝、炎帝、尧帝、舜帝等华夏先祖。展示我们祖先开族创宗、治教天下的丰功伟绩,以供后世子孙瞻仰,缅怀,寻根。

大成殿
儒教文明史上,涌现出了无数的圣贤人物,他们或立德,或立言,或立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孔子、周公、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康有为等儒教先圣先贤。大成殿供奉孔子,并以历代圣贤配享,以供后世瞻仰,缅怀,学习。

社稷坛
社稷坛又称“地坛”或“方泽坛”。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社稷神代表国家,是国家神。祭祀社稷神,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华夏社稷祭祀已经有四千多年历史。社稷坛建筑规制可参照现北京地坛,坛平面呈方形,以象征“天圆地方”之说。中心坛台分上下两层,周有泽渠、外有坛壝两重,四面各有棂星门。每年由国家和儒教会按儒教礼制规定举行社稷祭祀大典。

天  坛
天坛是儒教祭祀皇天,祈求五谷丰登之场所。现代儒教天坛建筑规制可参照现北京天坛进行损益,保留圜丘坛、祈年殿等主要建筑设施。圜丘坛是祭天场所,祈年殿供奉“昊天上帝”牌位。国家及儒教会每年都将在这里举行祭天仪式,祈求上天辅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现代社会,人人皆可祭天。祭天仪式分大祀、中祀、群祀三等,由国家及儒教总会主持,

有了华夏儒庙、孔圣堂、家庭神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集教区中心道场、社区道场、企业道场、乡村道场和家庭道场为一体的,由大到小,由上至下的,系统完善的儒教现代道场模式。

4、 礼乐模式

“制礼作乐”数千年来就是儒教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孔圣堂创办以来,始终致力于儒教现代礼乐模式的建构。根据“礼之用,时为大”、“礼可义起”的教义精神,孔圣堂在整合传统礼乐资源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具体情况,制订了一系列儒教礼乐规范和制度,以及礼仪程序和仪式。其中包括祭祀礼、告拜礼、归宗礼、冠礼、开笔礼、婚礼、丧礼、立社礼、庆典礼、就职礼、相见礼等儒教礼乐仪式及规范。

还成立了专门的礼乐机构——孔圣堂儒教圣乐团和孔圣堂儒教礼仪队。孔圣堂儒教圣乐团现有专职儒教乐师20余人,每周进行儒教音乐的排练演习。儒教礼仪队有专职的儒教司仪和执事及其他执礼人员若干,定期演习儒教礼乐。孔圣堂还制作了各类儒教礼具、礼器、礼服。每年,孔圣堂定期举行祭孔大典、归宗礼、开笔礼,冠礼、婚礼等儒家礼仪活动。同时,还为其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民间组织承办各种相关的立社礼、庆典礼、就职礼等现代儒教礼乐活动。

5、 教育模式

儒教非常重视教育,从本质上讲,儒教就是教育之教,教化之教。儒教六经无不具有教育教化功能,儒教历代圣贤都是著名的教育家。近代以来,儒教特有的教育教化内容和方法被抛弃。中国的教育彻底西化,不注重人格的培养和心性的养成,不关心综合素质的培育。重建儒教的“现代形态,就离不开重建儒教的现代教育模式。

孔圣堂创办以来坚持举办每年一届的“公益少儿儒学班”,以孔子“诗书礼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来办学。孔圣堂自行选编了相关的教材,拟定了相关的教育课程体系,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儒教的现代教育模式。

其次,孔圣堂多年来坚持每周一度的儒家经典公益讲座,主要对象为社会各界人士。五年来,公益讲座讲了儒教的很多经典,如《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形成了孔圣堂独特的“社会公共教育模式”。受众群体包括公务人员、企业家、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教师、中小学生、社区民众等。

6、 企业模式


儒教现代形态建构的下行路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建构儒教的现代基层组织——儒商企业。多年来,孔圣堂在儒商企业建设方面作了长期的实践和探索。2014年,本人出版《儒商管理学》一书,贯通儒家文化精神价值与西方管理学,从学理层面对儒商管理学进行了理论建构。该书从儒商企业的信仰体系、核心价值体系、儒商企业家理想人格、儒商伦理道德规范诸方面对儒商精神进行创造性阐释,并指出,儒商精神就是中国的现代商业精神。同时,在儒商精神的基础上,发用出儒商企业王道管理模式。

这一模式在多家企业进行了实践和落地,如今,这些儒商企业都形成了自己的儒商企业文化体系,建构了儒商企业的行为规范体系,以及相应的管理模式。儒教企业模式的建构,从本质上讲就是儒教商业文明模式的建构,是儒教“现代形态”建构的关键,是儒教在现代社会上升为王官学,从事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

7、 经济模式

经济问题是儒教现代重建的最大瓶颈。儒教要重建和复兴,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事务要处理。要培养自己的专门人才,要建书院,建学校,建自己的组织,建自己的道场,这些都需要钱。没有钱,寸步难行。孔圣堂创办后也一直致力于儒教经济模式探寻。儒教现代重建事业的经济模式由儒教公益经济模式和儒教产业经济模式两方面构成。

1)公益经济模式

儒教公益经济模式以儒教公益基金会为核心,拓展社会捐赠渠道,以基金会的模式募集更多的资金用于儒教重建事业。

2)产业经济模式

儒教产业经济模式是依托儒教文化及儒教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所规划的产业,如:儒教教育产业项目、儒教文化旅游项目、儒教礼乐服务项目、儒商企业文化建设项目等。由这些经营性产业项目构成儒教特有的产业经济模式。

儒教的公益经济模式和产业经济模式相辅相成,以公益带动产业发展,以产业促进公益事业。只有同时建立和完善儒教公益经济模式和产业经济模式,才能突破瓶颈,以足够的财力保证儒教重建事业的顺利推进。

孔圣堂自2009年创办以来,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儒教“现代形态”的模式建构。此后,儒教现代重建的具体工作将落实为把“孔圣堂模式”复制推广到全国乃至海外。未来的五到十年,儒教的现代重建工作将随着“孔圣堂模式”的复制推广开启一个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