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之前途——在郑州“传统与现代”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 史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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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之前途——在郑州“传统与现代”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史宗伟

 

以儒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中华文明无疑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在农业时代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工业时代以来渐次落后了,但历经劫难而不亡,也标志着该文明的内在生命力。今日中国,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虽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但也是极其重大、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众说纷纭,但还是需要并且也应该能够从总体上形成最基本的共识。

 

一、认识儒学

五四“打倒孔家店”、鲁迅批“吃人的礼教”、柏杨批“酱缸文化”,文革批孔批儒更是登峰造极——孔子成了“自古以来的头号大坏蛋”。近百年来,批孔批儒的声势简直就是铺天盖地、汪洋大海、天雷击顶,孔子和儒学被野蛮地、武断地、极端地污名化。我们百年来批儒的结果是人伦道德的败坏和小人文化的横行,毫无底线。今日还在猛烈批儒的那些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儒学是什么。

就拿“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尊尊亲亲”而言,其本意是,父要有父的样子,子要有子的样子,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也就是父首先要做子的表率、君首先要做臣的表率,否则也就: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尊不尊则亲不亲。我们不能把对等级的否定与批判简单化、绝对化了!

中庸之道也可以拿来说一说。我是在对中庸之道的批评声中长大的,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庸之道却没有人给说清楚,只是慢慢地从批评声中开始觉得中庸之道就是四面净八面光的和稀泥,就是随风倒的墙头草。这些年读书才知道原来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与原来所批判的中庸之道是一回事吗?哪跟哪啊!庸的确有庸俗、平庸、庸碌之意,但中庸之道里的庸乃是“不易”,而不是庸俗、平庸、庸碌等,不容混淆。这个“不易”是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到宋明理学,而一以贯之的。

谭嗣同曾尖锐地指出:“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大盗与乡愿本来都是儒学所批判的对象,却都打着孔子的旗号,说是尊从孔夫子的教导而做的。

二、儒法之别

我国传统从政治层面讲的确是儒表法里,法家所主张的就是秦政,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治”诚非虚言,秦始皇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六百多位皇帝中货真价实的始皇帝——只不过这皇帝不仅局限于他一家而已。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的一种说辞,而不是真正出于对“儒术”的尊崇,“独尊儒术”的口号意义远大于实质,汉武帝所真正实施的其实仍然是秦政。

我国历史从秦始皇以来直到今天,一以贯之、并且不时得到发扬光大的传统其实是法家,我们今天对传统的检视批判,主要的批判对象也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我们都知道有个词叫作法自毙,法家的代表人物如吴起、商鞅、韩非、李斯等都没有好下场,按照他们自身的法家逻辑,他们自己的悲惨下场就是必然的。尤其是韩非,简直就是“无恻隐之心”的“非人”典型。法家作法自毙的内中缘由和机理,很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为儆戒!

我国传统虽然从政治层面讲是儒表法里,但从传统社会的整体状况而言,从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而言,应该说还是儒大法小、儒本法末。我们今天所秉持的批判精神,正是儒家本身所固有的、一以贯之的。

三、儒学抑君行道

抑制君权、伸张士权是儒学所孜孜以求的,儒学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垂拱而治的象征性元首,一切“行道”之事都交由贤士大夫去施行。

孔子注重精神承传远胜于血缘承传,其最高政治理想是突破家天下而致“大同”,是“禅让”而不是“世袭”。张载说:“上古无君臣尊卑劳逸之别”。程颐说:“人君当与天下大同,而独私一人,非君道也”。在整个南北宋时代,士大夫以道自居,与皇帝面折廷争、出言无状乃是寻常事。

朱熹说:“至于圣人,则顺理而已,复何为哉!”朱熹将“君”的功能界定为“用一个好人作相”,他思想里的“君”只能是一个“无为而治”的“虚君”,他的微言大义旨在极力抬高“道学”的精神权威,逼使君权就范。中国古代帝王都喜欢自我标榜“孤是一个有道的明君”,究竟有没有直接标榜自己就是要做无道君的,大家不妨认真想一想。

四、儒学之批判精神

儒学倡“王道”,在儒家看来真正实施“王道”的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后来的各代帝王所施的都不是“王道”,而是被儒家所批判的“霸道”。儒学倡“王道”本身就是对“霸道”——现实政治的约束和批判。

真正的儒士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社会批判者,至于“曲学阿世、溜须拍马”之徒,顶多只是“小人儒”。孔子本人正是一位文化、社会的批判者,谆谆告诫他的弟子说“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文化、社会批判性著作。司马迁高度评价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曾三次因谏议而遭贬黜,留下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掷地金声。朱熹晚年奉召入朝,因对宋宁宗监督谏议过甚,仅“立朝四十日”,就被礼送还乡了。

“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今日还有多少谔谔之士?有多少人为威武所屈、为贫贱所移、为富贵所淫?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清楚。

“士志于道”,以“道统”来训伏“治统”是历代儒士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儒学“自任以天下之重”,从没有放弃过“经世”的理想。因为“以道自任”,追求“以道驭君”、“使君行道”,儒学与君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

五、儒学与现代价值相通

“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则知天”,“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些都蕴含着个人价值的自觉。儒学把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性称之为人的天性、天命和道,人性在儒学里占据着根本重要和至为崇高的地位。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是对独立精神的肯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等也是人本思想的表达。儒学并且谆谆告诫知识人“勿为小人儒”、“勿枉道而从势”、“勿曲学而阿世”。今日人们所批判的小人文化,其实也正是儒学自始自今所一贯批判的。

中国的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1844年,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对很多欧洲国家都称道得无以复加,称赞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就像儒家所一直推崇的三代之治、天下为公一样。

儒学所倡导的是一种君子贤人政治,其核心思想是选拔贤能、弘扬仁义道德,其目的是安民、利民,建立和谐幸福社会。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制度,体现了不拘出身门第的“选贤与能”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制衡了家天下血缘政治。从形式上看,儒家政治不是民主政治,但宪政民主的精义也是要选拔有仁爱之心、遵道贵德的能人贤才来捍卫正义,两者都要遵循道德、发扬理性,其目的都是安民、利民。以尧舜禹为德治典范的儒家君子贤人政治与基于理性的现代宪政法治并无实质冲突与不容,只有在继承尊重自己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中国才能实现向宪政民主制度的文化转型。

欧洲传统有教士文化、骑士文化,我们的传统里也有“志于道”、“可杀不可辱”、“不可不弘毅”的士文化。儒学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从道不从君”,同样具有宪政的品质和意义。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郁郁乎文哉”的周制是孔子当时所能认识到的最好的社会制度。如果孔子生活在当代,则必定是“吾从自由民主宪政”。

六、传统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泉源

现代民主制度远不是至善尽美的制度,而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我们不能苛求儒家、苛求中国古代知识人给我们留下来一套至善尽美的文化和制度。传统是可以而且也应该批判的,但批判的依据是理性与学识,在批判前要对传统作有深度的分析和理解,而不能一味地诉诸情绪,把对现实政治的一切愤懑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股脑地发泄到传统身上。

传统中孕育着我们祖祖辈辈对于生活、生命的探索,孕育着最根本的价值与方法。我国历朝历代都有异见者、批判者,正所谓“处士横议、游侠四起、民风彪悍”,乃至于“视死如归、杀身成仁”,“邦有道,以身殉道;邦无道,道以身殉。”今日中国仁人志士的满腔情怀、百折不挠是渊源有自的。今之志士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也正是“士志于道”、“以道自任”在当代的反映。

《论语》“为政以德”思想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也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实的政治有太多的“为政以术”,所以才成了皇帝新衣、婊子牌坊——做的和说的完全两样!

文以化人,化成天下,文化进步的本质在于陶冶人、启迪人,尊重并提升人的自由、幸福和尊严。文化进步只有通过自身内在的发展来推陈出新,并进而达到与先进的文化相融合,而不能无中生有,也无法完全从外部移植过来。文化移植只能就个别的因子而言,而决不可能全面取代,人类历史上也从没有全面取代而成功的例子。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一夜之间尽弃故我而焕然一新是不可能的。有些精神资源可以从外部汲取,但是只有在与自己的文化生命融合为一才能真正产生力量。

七、儒学之前途

儒学之前途大致有三:

1.不可能被全面否定、抛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讲信修睦,选贤与能,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等等儒家价值在今天依然有着旺盛的、长远的生命力,是不能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还有一些最最基本的儒学价值——道、理、心性、良知、人伦等“隐”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日用而不察”,包括那些猛烈批判、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人在内。

2.不可能恢复到传统的主流统摄地位。传统儒学赖以统摄全社会的架构——联结传统中国社会的科举制度——早已经不存在了;“三从四德、名教礼法、磕头作揖”等等糟粕也早已经被人们唾弃。

3.传统儒学在今日中国的前途只有面向全球,与时俱进,吐故纳新,积极拥抱普世价值,主动融入当代人类主流文明。

八、价值重建

今日中国最根本的危机是精神信仰的虚空——价值危机。维系传统中国社会的旧的价值系统(天地君亲师、礼义仁智信;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举头三尺有神明等)解体了,而新的价值系统又没有建立起来。一个社会没有了对最基本的是与非、善与恶的坚守坚执,一切的价值观念都是混乱的、颠倒的,实在太可怕了!

要想推动中国社会的根本进步,就必须要建立起全社会共同承认并坚守的新的价值系统不可。而这一任务的完成,没有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是不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将是长期的,至少也需要百年以上的时间。今日中国的现代化要充分借鉴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精华——民主法治等,而决不是简单的全面西化,实际上全面西化也是不可能的。

文化的建设细腻和缓而又坚定,虽然和缓,但毕竟势大,它必将到来,无可阻挡。我们的儒文化传统与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等人类现代主流文明不仅不对立,而且是相互对接的关系。传统的台湾、韩国、日本和我们一样,都是儒家社会,而今也都融入了人类现代主流文明,而其儒文化传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依然保留,并且还在滋长传扬。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必定有复兴重光之一日,其复兴重光之时,就是中国融入甚或是引领人类主流文明之日。

2016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