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对文庙再定位的几点思考 - 赵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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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对文庙再定位的几点思考

 

赵国权: (1961-),男,河南荥阳人。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系主任,教育史专业硕士生牵头导师,日本中央大学访问学者,河南省华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开封市政协委员。公开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南宋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等近20部。曾赴香港、吉隆坡、雅加达、珠海、棉兰等地参加国际儒学研讨会。

纲要】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物质载体,自两汉独尊儒术之后至清末普及新式学堂,一直与官学相伴而行,甚而融为一体,庙中有学,学中有庙,构成古代独具特色的“庙学合一”文化景观。民国以后,文庙越来越被边缘化,且因战争及政治运动等因素屡遭破坏,多处遗迹荡然无存。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保护和利用,迎来新生的文庙理应继续发挥其强大的教化功能,通过打造精神守望地、核心价值观培育地、人生坐标地和生命体验地,以不断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和自信,以助推社会的稳定、和谐与进步。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认为,公元前500年前后的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并称之为“轴心时代”,且“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1]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就是这一时期伟大思想家的代表。尤其是孔子,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自两汉以降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及教育生活影响深远,还泽被东亚及东南亚诸多国家和地区,形成一种独特的“孔子文化圈”现象。

诚然,伴随儒学的国学化,主祀孔子的庙宇即文庙,亦自两汉以后与各级官学融为一体,又形成一种亦庙中有学、学中有庙、庙学合一的独特文化景观或教育现象。可以说,凡是国家意识影响到的地方都有文庙的存在,既成为每一座城镇文化守望的历史性标志或符号,又是求学士子及民众的精神殿堂,“折射着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和儒家文化的渗透力”[2]。虽然近代新式学堂的兴办,导致学校与文庙的分离,但无论是文庙被政治“边缘化”亦或是“五四”及“文革”时期被当作旧文化加以扫荡,都是特殊时期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但唯一不可改变的是儒学的普适价值及文庙的文化传承功能。尤其是,汤一介依据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说,又提出二十一世纪将要呈现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他认为,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已经把世界连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3]。对中国来说,承载传统文化的国学必然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既然文庙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以及儒学的重要物质载体,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准自己的位置,以便与时俱进,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独特功能,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常态化”发展之路,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理论话题,也是事关文庙保护利用和资源开发的一个实践性课题。

以祭祀打造民众的精神守望地

祭祀源于史前对自然力及神灵的崇拜,如祭天、祭地、祭日、祭月、祭鬼、祭神等,借以使部族成员养成对自然力及祖先的敬畏感。三代以后随着礼制的建构与完善,祭祀则成为礼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与民众的教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礼记·祭统》所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尤其是还对各级学校设定一套完整的祭祀礼仪,如《礼记·文王世子》规定:“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又“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学记》亦云:“大学始教,皮祭菜,示敬道也。”也就是说,无论是学校初成亦或是开学之际,都要举办隆重的祭祀先圣先师活动,以示“敬道”和“信其道”,旨在培育求学士子对文化的认同与信仰。

之所以如此强调对文化的信仰和敬畏,是因为一个人没有信仰是非常可怕的,如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所言:“没有信仰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仰的人只关心尽可能舒适、尽可能无痛苦地过日子,除此之外,他们对一切都麻木不仁。”[4]可见,一个人假如没有信仰或没有“真”信仰,他对一切就没有敬畏感。没有敬畏感,就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存在任何崇高的东西能够令其向往和追求”[5]。但更可怕的是,没有理智或没有理性的信仰,诸如那些追逐“拜物教”的人,不仅对社会、对他人麻木不仁,甚至是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往往不择手段,从而丧失做人或做国民的基本资格,此类事情在生活中常常发生,也不断地见诸报端。

鉴于信仰的产生往往需要一定的场合与情景来支撑,那么要让没有信仰的人有信仰,没有敬畏感的人有敬畏感,有信仰的人更加自觉和自信,就需要打造一个如同教堂一般的精神守望地,对此文庙无疑将是最合适的选择。这不仅因为,文庙中所供奉的孔子等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其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又是两汉以降中国文化的主流,“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6],还因为文庙内的祭祀活动能够“制造一定的情境、氛围,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7],尤其是唯独非“宗教”的孔教所宣扬的是“人教”,即教人入世如何去做人,如做“大丈夫”、做“君子”、做“成人”,乃至做“止于至善”的“圣人”等。可以说,做人之教无论是对个人成长亦或是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是“大成”之教,都是不可或缺的。难怪史学大家司马迁那么虔诚地仰望孔子,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殁时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8]司马迁之所以有如此感慨,是因为祠祀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文化符号,所谓祭祀的对象“自从被推上受人顶礼膜拜的圣坛之后,无论是圣人还是贤者,都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血肉之躯,而是道德的载体,道统的象征和文化的符号”[9]。其实孔子被推向众人膜拜的圣坛,更多的是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信仰,诚如明朝刑部侍郎尚书程徐所说:“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10]

正因为祭祀先贤对于培育民众的文化认同与信仰具有如此强大的功能,且相对于课堂讲授或诵读活动来说,祭祀活动也有着更为直接、生动且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在将孔子推向“神坛”之后,天下学校亦“皆祀圣师周公、孔子”[11],唐朝以后则主祀孔子,兼祀四配十哲及先贤先儒等。鉴于祭祀作为文庙最传统、最经典的一项活动,应该在保持传统礼制的基础上,亟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因为目前文庙祭祀中确实还存在着诸多值得商讨的问题,诸如“是全面恢复古礼以挖掘实现此一礼仪的文化遗产价值和审美价值,还是因时制宜重建一套符合现代表达方式、契合现代生活节奏的礼仪程序?是礼仪步骤、祭祀人员、祭祀品物、祭祀乐舞等仍由国家统一颁定,还是允许民间多元创新?是将此一活动仅仅定位一场纯粹的以纪念古代伟人为目的的普通纪念活动,还是将其塑造成一个全新的、具有源头活水之效的、体现文化传承与精神延续的活的载体”[12]等。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祭祀日期、祭祀层次、祭祀礼制及祭祀行为四个方面来加以规范。

首先,要规范祭祀日期。目前文庙的祭祀活动就时间上来说,显然有些混乱。按中国习俗,生则庆,死则祭。依此,理应在农历二月十一日或公历4月11日即孔子逝世纪念日来祭祀,而目前普遍的做法是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或公历9月28日孔子诞辰之日来祭拜,显然是不合习俗。故庆日和祭日应该有所区别,最好在孔子生日那一天进行庆贺,逝世日那一天进行祭拜活动,如此则名正而言顺,也便于开展一些主题活动。

其次,要规范祭祀层次。祭祀活动可以分为大祭、小祭两个层次。大祭可视之为“公祭”,由政府主持,社会各界参与,选择适当的时间(最好在清明节或中元节),一年公祭一次,所祭祀对象以孔子为主,还包括文庙里所供奉的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乡贤名宦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曾倡议要公祭或“国祭”孔子,认为“祭拜孔子表示对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继承”。[13]如能在曲阜“国祭”孔子,将会带动或引领各地祭孔活动的开展。小祭可由民间来组织,不限次数,时间上可选择在除公祭日期之外的、任何一位被供奉对象的庆日或祭日来举办。如此,对孔子的生卒之日尤要更加关注,可以考虑把教师节放在每年的8月27日或9月28即孔子诞辰日来进行,借机在文庙举办庆祝及表彰庆典;或放在4月11日孔子逝世纪念日进行,通过祭拜先圣先师、先贤先儒,既勿忘其教诲,又追逐其“大成”乃至“至善”的人生理想。

再就是要规范祭祀礼仪,两汉以后对祭孔的各个环节都有明确定制,虽然在传承过程中有所改进,但基本不离古训,显得庄重而有序,且几无作秀和铜臭味。目前各地恢复祀孔活动着实是件好事,但存在问题多而乱,诸如孔子与四配的位置,一字型排开,不合礼制;祭文版本不一,年年翻新,似是向先圣汇报年度工作成就,显得极不严肃;香案及祭品摆放在大成殿大门之外,隔门祭拜有不敬之歉;文庙祭孔,只是祭拜孔子,忽略其他先贤贤儒似有不周。至于乐舞、服装等更是五花八门,更有沾满铜臭味的商业炒作等。鉴于此,需要有关部门,结合古制所定,并根据现实情况加以统一规范,同时允许各地根据民风民俗做适度调整,做到既返本又开新。

还有,要规范祭拜时的个人行为。以往包括帝王在内的文武官员拜谒孔子时,都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至于普通民众到文庙里祭拜同样要保持一种敬慕之情。河南浚县文庙棂星门外的下马碑上,就刻有“一应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的字样,可见这些规训不只是针对文武官员的,还包括所有普通民众。基于此,各地文庙修复后,无论是免费亦或是收费,无论是平日参观亦或是参与集体祭拜活动,为保持孔门之地的神圣、庄严和肃静,同样需要对进出人员的着装、言行予以规训。诸如可在入门处适当地方置一面镜子,镜旁再置一水槽,祭拜者可礼仪性地净手净脸,再面对镜子查看衣着是否整齐,然后再入内拜谒。对入内人员,无论何等人,严禁追逐嬉戏、大声喧哗等,犹如进入教堂一般始终保持着一种敬畏及虔诚的心态完成所有的瞻仰活动。至如有些文庙在院内开设室外武术班的做法,显然是极不合适的,绝不能打着国学的招牌而随欲所为。

二、以传承国学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地

被学界称之为现代儒学“三大圣”之一的马一浮曾言:“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14]如果文化一旦消失,国家也会不战而亡,难怪熊十力有“亡国者,常先亡其文化”之感慨。之所以会有此结果,是因为文化这一软实力实乃“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生存发展的支撑、身份归属的标志,是维系这个民族发展繁荣的最深沉的力量”[15]。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到数以万计民众的血脉里面,是已成的事实,是无法割断的。然令人担忧的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带来社会经济及民众生活的巨大改观,同时也带来与计划经济时期体制相适应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的解体或缺失。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做的一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显示,针对“有无信仰”的回答结果是:“有信仰”占28.10%,“曾有过信仰”占22.24%,“没有信仰”占36.09%,“不想回答”占13.57%。可见,没有信仰或信仰不明确的居然达到71.9%,这足以表明“信仰危机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还很严重”[16]。

面对严峻的价值观缺失问题,刘智峰认为“急需建设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而国家对于文化和价值观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是可以进行治理、干预、引导而使之改变的。”[17]近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复兴国学,就是要“以传统为起点,并从传统中找寻力量,找寻支点”[18],或者说就是要从国学中汲取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营养来重构民众的价值观。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十八大”又提出“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013年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曾专程前往孔府及孔子研究院,在听取有关专家发言后明确表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9]2014年“五四”青年节当日,习近平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又发表重要讲话,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而又系统地诠释。他说:“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特别是习近平还将《大学》中的“八个条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对接,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进而,习近平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20]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实践同样证明:“现代化不论走多远,其根依然在历史与传统所塑造的文化血脉之中,失去了这种血脉之根,现代化只有形式,没有灵魂,只有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家园”[2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文庙作为国学或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和阵地,理应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继续发挥其重要的教化功能。事实上,目前已有许多文庙在积极开展国学教育活动,如举办开笔礼、成人礼、国学论坛等,取得明显的社会效果。[22]但根据文庙目前的实际情况,要围绕国学传承这一主题和长远目标,因地制宜地、有特色地开展一系列活动,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文庙的修复与开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高度重视。据统计,单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93处文庙遗存而言,自1988年第三批至2013年第七批被列入国保的就有89处,其余4处是1961年在第一批国保中公布的。2016年7月,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开展文庙、书院等儒家文化遗产基本情况调查的通知》(文物保函〔2016〕1333号),明确指出文庙、书院等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物质载体,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文物类型”。并将文庙等列入“十三五”期间实施的儒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程,以充分发挥其“公众文化服务和教育功能,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社会、厚植道德沃土”。如此专以儒家文化遗存保护为内容、来自中国文管最高层的“通知”是不多见的,足见国家对文庙的规划保护已提到日程上来。如果借此东风,能够让诸多破烂不堪乃至频临消失的文庙遗迹得以有效修复,那么文庙发展就会像海外孔子学院一样如日中天,就会延伸到县之下的社会村落,使得足不远户的妇孺老幼都能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还有,修复之后的文庙应该是免费对民众开放的,成为民众自觉而持久地自我教育的主场所。

第二,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接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只有二十四个字,其内容却博大精深,因其根植于国学,从传统国学中都可以找到其渊源和精准诠释,找到积极向上的正能量。那么,就要以核心价值观为总领,根据当代社会的实际需求及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充分发掘国学中有益的教化元素,设计一套适合在文庙中讲诵或展示的文本及图片,让文化传统在这里得以传承,让传统美德在这里得以弘扬,让各领域各行业领跑者的先进事迹在这里印刻在民众的脑海里,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梦想在这里起飞。

第三,文庙内国学活动的规划与实施。根据文庙的空间布局及所能承载的教化功能,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加以规划:一是与学业有关的,可以举办开笔礼、开学礼、散学礼、学业表彰礼、拜师礼、中考或高考开考礼等。除外,还可针对幼儿、青少年及成年人等不同层次民众的需求,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诵读国学经典活动,制定诵读规范及考核等次,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颁发荣誉证书等;二是与学术文化有关的,可以在此举办国学研讨会、座谈会、学术报告,还可以举办孝道、书道、茶道、剑道、弓道、花道、酒道以及饮食、养生、会宾、服饰、科举等礼仪演示和展示,让民众直观地体验到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三是与传统节庆相关的,诸如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以及腊八、祭灶等中国传统的节日里,可举办相关主题的节庆文化体验和普及活动。由于全国各地及各民族风俗习惯多有差异,也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加以合理取舍,如郑州文庙自2006年重修开放后,每年除夕夜都在此举办撞钟迎新年活动等,深受各界民众的欢迎。

另外,还可以在世界或国家重大灾难发生之后,为国家或为灾难中的遇难者举行祈祷活动,借以唤醒民众的忧患意识及大爱情怀。

三、以所奉祀人物来打造人生坐标地

西方学者称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为“自然神灵崇拜的宗教”,其实还同时存在“人格神或祖先神灵的崇拜”。虽然孔教在大陆并非宗教,但却一直是以宗教的形式存在着,孔子显然就是一位顶级的“人格神”。在文庙所奉祀的人物中,除至高无上的先圣孔子外,既有先哲孔门弟子,又有先贤周、程、张、朱等硕儒;既有德高望重、教化一方的乡贤,又有为政清廉、造福一方的名宦。甚至有的文庙还供奉有保家卫国的忠烈将士,以及名闻乡里的孝子贤妇等。每一位受祀者身上都凝聚着诸多传统伦理的高尚品质,彰显着人格的光辉,其在庙中的塑像、画像、木主或祠宇等,“实际上正是以某种无声的方式宣扬着一种学术观念、一种价值追求”[23],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作用。

尤其是,文庙中所奉祀的人物,都是层层严格筛选出来并经最高层研究裁决的,其言行举止具有典型性及代表性,或者说具有层次性和针对性,为社会各界、各层民众及学生群体都树立有可供学习效仿的标杆,希望自己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或从事何种事业,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表率,其实际效应要远高于理论说教,因为受祀对象“曾经生活在他们所处的同一空间,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只有了时间的距离而没有空间的隔阂,本来是高居神座,似乎遥不可及的目标变得如此贴近而真实,他们自然会产生道不远人的亲切感”。[24]

如此看来,文庙中所供奉的人物都具有劝孝、劝廉、劝学、劝教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当地民众所熟知的,来自本乡本土的乡贤和名宦,对当地民众的影响力或许更为突出。诚如明初学者徐一夔曾言:“所谓古之人者,虽皆圣贤之徒,然或生于中国,或生于东夷,或生于西夷,漠然隔宇宙而不相及。讵若一乡之贤,里闸相接,封畛相连,而其人之德行风节、文学事功、遗风余烈,洽于所见、所闻、所传闻者,至亲且切有不待旁求远访而后知也。”[25]先贤就在身边,甚至与其直接交往过,受其教诲过,对其功德事迹了如指掌,自然就会产生景仰追慕之情,把先贤作为人生之楷模,使之在自己人生中起着引领、表率的激励作用。所谓“盖人心有感发之机,天下有风动之理,使官于斯者,皆有志名宦,居于斯者,皆有志于乡贤”[26]。

对求学士子而言,“庙学合一”的空间布局使其有“侍夫子于左右”的感觉。台湾学者高明士认为,“传统的教育平时要求学生希圣希贤,尊师重道,终极目标便是成圣成贤。文庙、先贤祠建立于学校,具体告诉学生,成圣成贤不但是理论而且事实俱在。学生可从研读儒书、师长教诲、礼仪祭拜之中,实际体验成圣成贤的可行性。庙祠的存在,便是使这种实现的可能性,在教育理想上起了具象化的作用。”[27]正因为文庙将人生坐标加以“具象化”,所以学子置身其内,与人生偶像长相伴,必然日渐月磨,“观感奋兴,肃然生其敬畏之心,油然动其效法之念”[28]。如宋朝的文天祥,他尚为童子时亦能从学宫所奉祀的先圣先贤身上感受到家国之重,发誓要忠心报国,血食文庙。《宋史》本传称其:“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义、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在他死后,妻子欧阳氏在其衣带中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29]可见,正是文天祥从所供奉的先贤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所以才会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和名传千古的爱国情怀。

有鉴于此,文庙中所供奉的人物除已定制之外,还应以大文庙[30]的视野,追加一批家喻户晓的杰出历史人物,以及与时俱进地融入一些现代社会的元素,让各层民众都有一种更加亲近感和敬畏感,对此应该考虑到三个层面的元素:一是对中国文化贡献颇大而未被庙祀的非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诸如伊尹、周公、老子、庄子、墨子、王充、王安石等,还有曾被庙祀后又被撤出的荀子等,以及文学、绘画、科技等方面的杰出人物等等,都应在文庙的东西两庑里加以供奉,以彰显文庙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二是对本土人文资源进行梳理,将已经盖棺论定的,生于斯或造福于斯的,有关乡贤及廉政官员的突出事迹分别置于乡贤祠和名宦祠内。还可将名闻乡里的、经过有关部门评选出来的孝子贤妇,以及各行各业所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事迹等,也可以做周期性或机动性展出;三是复刻史书上所记载的本地进士题名碑,同时可将本地历年的高考状元镌刻立碑,以后凡是高考状元,都可以亲自题名刻石立碑,对广大学子而言也是个莫大的激励。

四、以人生节点打造生命体验地

牟宗三曾言:“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31]的确如此,孔子就拥有一种极为朴实的生命观,他的“未知生,焉知死”命题便是对“生命诚可贵”的最好诠释,以此来教育弟子要敬畏生命,挚爱生命。虽然生命有始有终,但孔子更重视“生”的体验,他曾感慨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2]可见在人的一生中,每隔十年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如同我们今日所讲的从60后直到00后一样,每个人身上都被打上那十年深深的烙印,很值得回味和品味。当然,对于死哪怕是圣贤亦不可避免,如《庄子·知北游》所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因而,完整的生命体验,或者说最重要、最震撼心灵的莫过于“生命与死亡的体验”。[33]为此,应该将生死文化以文本及图片、微视、实物、志愿者讲解的形式,纳入到文庙中来,在东西两庑开辟出生、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100岁、死亡等十二个展室,分别揭示生死的规律以及每个年龄阶段生命的厚度与高度,让观者充分体验生命的价值、伟大和脆弱,以此来敬畏生命、呵护生命,最终实现生命的自觉与担当,让有限的生命能够焕发出无限的精彩。

除此之外,人生中还会有诸多重要的值得庆贺的节点,诸如抓周、生日、成人礼、婚礼等,古代对这些礼节都是非常重视的。诸如成人礼,男孩子称之为“冠礼”。据《礼记·冠义》篇载:“冠者,礼之始也。”《礼记·内则》亦称:“二十而冠,始学礼。”可见,男孩子的成人礼是在20岁进行的。女孩子的成人礼则称之为“笄礼”。据《仪礼·士婚礼》所载:“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礼记·内则》则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足见,女孩子在15岁时要举行成人仪式。而今,我们一般将《宪法》中所规定的18周岁作为成人的标志,那么在18岁这一年举办集体的或个人的成人礼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意味着已经成人的他们获得了《宪法》所赋予的社会责任,获得了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格。成人礼如在文庙中举行,在孔圣像目前进行一番礼仪熏陶,将会使成人者更能感到成人的庄严和责任。

又如古代的婚礼文化,一般都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多道程序,每个程序都会借助家祠或家庙来进行。尤其是“亲迎”礼仪比较繁杂,但每一个环节都是一种文化,都包含着对新人的美好祝福,都能让新人感受到婚姻的严肃和责任。遗憾的是,中国传统的婚礼文化在渐次消失,或者趋于庸俗,或者趋于西化。因而,有必要充分发挥文庙的礼教功能,可在文庙大成殿举办集体或个人婚礼,犹如西方教堂婚礼一样,来见证爱情的神圣和婚姻的美丽,且还充满中国元素。

据此,各地文庙可以参考古代礼制,根据民众的实际需求,制定出一套相应的礼制及礼仪,包括各种仪式程序以及着装、礼车、赠品等,都要精心设计,既融合传统与现代,又不失隆重和典雅,既要让参与者充分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又要体验到生命的价值、生存的快乐、生活的幸福以及与亲友在一起的温馨。

值得一提的是,文庙内开展的所有与国学相关的活动,都应该由文庙管理部门统筹规划,统一协调,可征集社会上德高望重、博学多识、热心公益的志愿者来参与其中,且在恪守法定“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及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下,可以合理地收取一些场地、道具、材料、人力等费用,但应杜绝纯商业化运作。也许有的文庙会打着维修经费困难等旗号来从事商业性活动,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2016年新修订的国家文物法第十条规定:为发展文物保护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还规定“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国家鼓励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专门用于文物保护”等。由此可以看出,文庙的正常费用开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无需再通过商业性运作来筹集各种维修或保护费用。更何况,文庙作为事业单位和文保单位,尤其是作为儒教圣地,应该是肃静的、庄严的、神圣的,民众应该带着敬畏、崇敬和虔诚的心情前往从事各种活动,故应与其它文物景点有所区别。不然,一边是神圣的殿堂和精神家园,一边又是沾满铜臭味的商业化运作,显得不伦不类,有亵渎圣教之嫌。

总之,任何历史都没有远去,总是在与现在和未来相沟通着。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已经深深融于国人的血脉之中,“凝聚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熔铸为中华民族的个性和品格,成为一种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和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34]。而文庙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沟通现代主流文化的纽带,从传统到现代既有角色的转变,更多的是功能上的再定位和再释放,既要传承传统文化,又要与现代社会需求相契合。文庙只有精准定位,才能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挥出其多元功能。

 


[[1]雅思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2]彭蓉:《中国孔庙建筑与环境》,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页。
[3]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24页。
[4]转引自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6-7页。
[5]张伟胜:《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6]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9页。
[7]肖永明等:《书院祭祀的教育及社会教化功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8]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第1947页。
[9]徐梓:《书院祭祀的意义》,《寻根》,2006年第2期。
[10]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3982页。
[11]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08页。
[12]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30页。
[13]许嘉璐:《国家祭拜的力量》,《光明日报》2015年11月9日(A16)。
[14]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15]高长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光明日报》2016年9月5日(A16)。
[16]邵道生:《信仰危机与贪官之道》,《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4期。
[17]刘智峰:《国家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
[18]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65-66页。
[19]《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A1)。
[20]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A2)。
[21]林尚立:《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现代政治得以成长的基础》,《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22]如广东番禺学宫2004年首次举办开笔礼,其程序依次为:番禺学宫话开笔;平步青云游伴池;少年才俊聚学宫;以水为镜整衣冠;朱砂开启读书“智”;孔子像前授启蒙;敲钟鸣志小少年;“学业进步”落笔尖;开笔证书赠学童;举茶感恩奉双亲(师长);手握乾坤步步高;放飞梦想许心愿。长春文庙2007年首次举办成人礼,其程序包括企盼(过泮桥)、正途(过棂星门)、敬圣、大成(过大成门)、参礼(成人礼)、谢恩和祈福祈愿。
[23]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54页。
[24]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63页。
[25]徐一夔:《始丰稿》卷七《乡贤祠记》,四库全书本。
[26]杨廉:《杨文烙公文集》卷三十二《金坛县创建名宦乡贤二·祠记》,四库全书本。
[27]高明士:《韩国朝鲜王朝的庙学与书院》,《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8]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光绪四年(1878年)刊本。
[29]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33页。
[30]周洪宇、赵国权在《文庙学:一门值得探究的新兴“学问”》(《江汉论坛》2016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文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庙可以理解为“与武庙相对的、文治层面的庙宇性建筑,包括天下所有孔庙(含国庙、学庙和家庙)以及各地附属于孔庙的或单独设置的先贤祠、乡贤祠、名宦祠等,这既是统治者推崇儒学的礼制性建筑,天下文人学者希圣希贤的精神家园,又是普通民众缅怀圣贤的谒拜之地”。
[31]牟宗三:《中国哲学会通十四讲》,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18页。
[3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3页。
[33]蔡利民:《哲学的生命体验》,《理论视野》,2012年第11期。
[34]刘亚伟:《远去的历史场景:祀孔大典与孔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