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的傳播與實踐精神 - 侯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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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文化的傳播與實踐精神

 

簡介:侯紫裔,女,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中文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中西文化對世界文明的貢獻起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兩種文化若非並駕齊驅,就是分庭抗禮,缺一不可。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意蘊深厚,但自“五四”與“文革”以來,因西方科學與民主和人道、個人主義的崛起而引起了東方人對自己優良傳統文化的批判。時至今日,面對歐風美雨的侵襲與西方文化不一而足的衝擊,當代對遺留千古的輝煌文化卻漸行漸遠。本文通過儒學文化的形成、傳播與發展及其特點的分析下探討當代儒學文化傳播者在踵武先賢以傳承文化使命的實踐過程中所應持有的素質與精神。文章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儒學文化的傳播使命與踐行的意義。自我使命感的強烈意識與儒學文化精神的醒覺是當代傳統文化傳播與踐行的首要內容。第二部分提出儒學文化傳播者應有的素質內涵與實踐精神。儒學文化雖屢經艱難險阻,但卻能歷久不衰,除了躬行實踐與神聖的使命感外,道德修養與品德素質也是儒學文化傳播者不可忽視的重要特質之一,以期為儒學文化踵事增華並繼往開來,以延續薪火相傳的傳播使命。


儒學文化的形成、傳播與發展

追溯探源華夏文化的歷史根源,從文明的起源至夏商周朝代,中國人文思想的昂揚始於周代。人以”夏”、“諸夏”自稱,成為周人自傲的代名詞,其主張周朝繼承夏的天命而代商,往後更以夏自居,[1]這意味著視為典範的夏文化是古文明文化的優越表徵,之後更因為尚文而創造出“華夏”一詞,代表高尚華美的文化。從王官之學到百家之言,直至春秋戰國時期,在百家爭鳴中產生了儒家思想與儒家學派。從焚書坑儒一直到漢武帝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孔子和儒家的批判以後,由於西方文化的侵略挑戰而遭致棄若敝屣的中國傳統文化同時也啟迪了群眾對自己文化失去了自覺、自信与自尊的內省,並覺悟到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擯棄自己的文化,就像行屍走肉般飄零落魄。因此,“五四”以後有產生了“現代新儒家”,其思想主旨是延續、發展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傳統。因此,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文化20世紀3三四十年代是中國哲學的重要學派,六七十年代在港、台和海外十分活躍。80年代以後在中國也有相當的影響。[2]

從以上觀點來看,中國社會在近代一百年來的歷史發展中雖經歷過風風雨雨的大變化,但在人們的行為規範與思想意識裡卻仍深受儒學文化的影響。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時候,不少學者就把注意力轉向文明的問題並進行各種文明的比較研究,認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將在21世紀的世界發展進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發揮更大的作用。[3]因此,學者們深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他們的辛勤努力,使得近代文化在各個專門領域中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馭,有了進一步的創新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與此同時,民間團體也開始作出了自強創新的對策以維護自己固有的傳統文化。最近十年來,中國各地極力推行“國學熱”;[4]馬來西亞小學如火如荼地推廣《弟子規》教學;各種文化、宗教或非營利團體也共襄義舉地舉辦儒學經典與中華民族文化教學活動,這些義舉不僅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也讓儒學文化與中華優良傳統文化遍地開花與復興不斷而得以薪火相接,代代相傳。

國際儒聯普及委員會副主任王殿卿教授說:“儒家思想是中華文化的主幹;2002年教育部組編了《中華傳統美德格言》,作為中小學的必讀之書;2004年中國政府開始在國外建立孔子學院,中華文化再次走向世界,成為國家領導人廚房視察的“常選項目”;2007年在“弘揚中華文化,建設設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指引下,孔子成為舉世公認的中國“文化名片”, 2008年孔子“出席”了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中華文化從鳥巢飛向世界……”[5]王教授也說:“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有中華文化的復興,在中華文化復興之中,必有儒學的復興。”他這番字字珠璣、遠見卓識的話語對於當代儒學文化的傳播與實踐者來說顯得鏗鏘有力與振動人心,其中也讓我們體會到中國儒學文化思想猶如魯殿靈光般,縱使歷經千千劫,卻能萬古長青。因此,也讓我們體會到古聖先賢辛苦遺留下來的優良文化,身為當代中華民族的我們更應該繼往開來,踵武先賢的文化精神並扛起傳播儒學文化的神聖使命。

儒學文化的傳播使命與踐行的意義

當前20世紀的時代裡,我們正處於巔峰科技與文明進步的世界。與此同時,人類社會卻面臨林林種種的矛盾與社會問題。社會不正之風致使人欲橫流,暴戾之氣充斥著整個國家與社會,窮凶惡極、喪盡天良的血腥事件層出不窮。追溯起源,主要是缺乏自我道德的修養。要解決這些世紀難題,當務之急就是實踐與推廣儒學優良文化與經典教育,灌輸道德理念,使群眾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熏陶,希望人心向善,以期降低每況愈下的道德水平指數而使社會達致風清弊絕的祥和社會。

儒學文化傳播者的踐行準則

獨具慧眼,創新力行

孔子一生理想多,他畢生皆矢志不移且躬身踐行地傳播自己的理想和學說。談到儒學文化的傳播,就不能忽略獨具慧眼的孔子將王官學說傳入民間的貢獻。他是中國古代第一位創辦私學、設教授徒的著名教育家。西周時期,學在官府,文化為貴族所壟斷。[6]孔子因為在當時的禮崩樂壞與政局動盪不安,孔子就在他懷才不遇而無法實踐偉大的理想時,把悲憤化為力量,於是,在他周遊列國和開辦私塾的一生中,因秉持著有教無類、貧富懸殊不分的精神傳授知識以惠及人民百姓,所以,他不只為中國的教育點起了燦爛的火花,也為中華文化留下了璀璨的歷史。若沒有孔子的獨具慧眼與果斷敢行,教育就無法普及化,而且中國文化的歷史也可能得改寫了!所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卓爾不群的孔子對於儒學文化的傳播與踐行起著震古爍今、振聾發聵的影響力。我們當代在傳播與踐行儒學傳統文化時就應該效法孔子的這番斬釘截鐵與英明果斷的精神。

而孔子最創新與獨到之處的哲學思想就是提出“仁”的觀念。“仁”在“論語”裡也出現了108次。孔子提出仁人愛人是人道主義的呼聲。他不僅強調要尊重人、關心人與愛護人的道理,也提倡要愛一切的人。他雖先主張愛親人,然後才去愛別人,但是,他也主張“泛愛眾。而親仁”[7]。這說明孔子提倡的愛人是要愛一切的人,這種仁者愛人的精神是儒學文化傳播與實踐的核心內涵,也是儒學文化傳播者的推動力,有了這種汎愛眾和仁者愛人的精神,才能以愛化人。雖有救世之心,但無救世之力的孔子,就是靠著這一顆樸實誠摯之心感動人心,儒學文化與孔子的嘉言懿行與精神才得以傳世至今,因此,身為當代的我們更須要履行和宏揚儒家思想這種仁者愛人的魅力人格,傳承文化精神,發揮廣愛的精神,因為只要心中有愛,有愛就會有關懷,關懷能溫暖人心,人心就會快樂自在。

謹言慎行 ,終身學習

孔子強調追求完美人格的培養。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8]儒學文化踐行者要完善自己的品格素質,成為世人的標杆模範,兢兢業業,安分守己,謹言慎行,不為已甚,對自己言行舉止須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謹慎心理,就不會言過其實,失於禮儀行為偏差。孔子的得意門生顏回除了擁有樂貧安道,聞過則喜的高尚品格之外,也是數一數二的好學之輩。在這個文明不斷進步的世紀裡,我們也要對自己的品學有所要求。《禮記·學記》曰:“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然後能自強也。”因此,除了德才兼備,我們也得努力不懈地學習。教學相長以後,學習態度更要盡心竭力以求精益求精。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以孜孜不倦,有教無類的精神教育性格不一、品學良莠不齊的人。他晚年好易,已經到了“韋編三絕”的程度,所以,他曾感慨的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9]知識淵博與見多識廣的孔子作了“十翼”,豐富了易經的內涵。他傳承古聖先賢的智慧與中華文化精神,畢生奉獻教育與傳播知識予群眾,所以,只要提起中華文化,我們就會想起孔子。孔子的精神時候人的標杆模範,所以,文化與教育是立國立民的重要主幹。所以,對於為學之道,我們必須博古通今,融會貫通,學有所獲,才能夠學以致用,後才能夠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利國利民,奉獻群眾,這是為學的最高品質與最終目的。

堅定使命,矢志不渝

孔子在傳播儒學文化時總是秉持著那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堅毅精神,這與矢志不渝的神聖使命感與忠誠篤實的躬身踐行之精神有關。孔子是繼承周公天命思想的繼承者,他既信仰天,也強調德。[10]所以,我們須秉持著寬宏達禮的胸襟與實踐儒學的中庸之道以推廣和弘揚儒家文化。《禮記.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11]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12]“忠”是“一種責任心的體現”。俗語也云:“忠臣不侍二君,烈女不侍二夫。”“忠”也是一種誠懇篤實、兢兢業業、不始亂終棄,能有始有終的崇高精神。

《論語》裡的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3]這句帶出了人與自然、社會和國家維護和諧統一的重點。和諧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追求的理想。人若重視人与自然的和諧,做人做事以和為貴,恰到好處,待人處事願意將心比心和替人著想,那和諧社會與人心向善的和平世界就能指日可待。孟子曰:“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14]在強國的強勢文化衝擊之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文化難免淪為弱勢文化。強國對於小國的倚強凌弱與社會尋釁鬧事的亂象層出不窮,致使我們期許國與國之間能化干戈為玉帛而能夠團結和諧,而不是彼此之間蠅營狗苟、排斥異己,祗為個人利益而損人利己和勾心鬥角而已。國君若能勤政愛民、勵精圖治與節用裕民,才能夠安邦定國,國家自然就能民康物阜,人心所善,天下才能大治。

因此,儒學文化的博大精深,哲思深邃,上可安邦定國平天下,下能淨化人心性良善,我們應義不容辭地扛起儒學文化的傳播使命,即使遇到荊天棘地的考驗,但若能認清推廣儒學文化的神聖使命與實踐意義,並力求補偏救弊,那就不會中劍下馬而趑趄不前。所謂《禮記.月令》:“以教導之,必躬親之。” [15]因此,做事要身體力行,事必躬親,言行一致,且不可懈怠,如果做事趑趄半途而廢,就如《禮記.中庸》說的“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所以我們常當磨礪以須,待時而動,適逢其會,推廣儒學文化就能事半功倍。如天安門孔子塑像的反對聲音;中國山東省教委要求全省中小學不許全文閱讀《三字經》、《弟子規》等儒家經典,擔心青少年受到其中糟粕的毒害;馬來西亞也曾有一小部分的師長擔心儒學經典文化教育如《弟子規》在學校的落實與推行會讓小學生和青少年面對額外學習的負擔。

針對以上問題而言,學者們都持有不同的意見與看法。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葛榮晉教授認為中小學生誦讀《弟子規》是當代中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自覺識與理性回歸的反映,也是隨著中國經濟騰飛、中國傳統文化走向世界的表現。[16]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認為:“當前道德重建的過程中,其他的資源幫不了我們,解決社會當前面臨的倫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問題,儒家文化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他又說:“ 如果像以前那樣批判孔子,不僅落後於人民和時代,也落後於世界。美國國會去年聲明向孔子致敬,這不是偶然的,面對中國崛起,他們已經意識到了孔子對於人類的價值與貢獻。”[17]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儒學學院副院長周桂鈿也認為:“對於文化經典,主要是領會其精神,而不是分甚麼是精華和糟粕。若有人要刪《弟子規》,那經過幾代人後,就沒有經典了”[18] 國際儒聯宣傳出版委員會副主任王傑也認為經典是過去時代產生的,一定會有歷史局限性,還是保留全貌為好。[19]確實,經典是古聖先賢的智慧結晶,學者認為不能人為地刪改經典是明智有遠見的。尼山聖源書院院長牟鐘鑑教授認為儒學是中國文化的底色,不是普通的學派或教派,而是基礎性的公民德教。”[20]

對於以上諸位學者的看法,筆者也於今年2014年5月29日出席由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舉辦的《如何學習傳統文化》的座談會中也耳聞淨空老教授回應以上問題。他說:“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如果中華文化是糟粕,它早已被淘汰而不存於今;學習傳統文化,一定要身體力行。而且,學習儒學傳統文化與經典如《弟子規》,其內容注重德行教育,與宗教無關係、也無矛盾,兩者可並存。” 的確,面對全球化的21世紀將是個多元文化並存的時代,不同文明和文化觀相互影響在所難免。為了順應全球化的趨勢,儒學應以積極的態度尋求與各國文明對話,以促進彼此的互相理解和寬容諒解。

所以,推廣與弘揚儒家文化,我們須秉持著寬宏達禮的胸襟與實踐儒學的中庸之道行事。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21]做事不偏不倚就是中,謀事不過分,言行不過火,可以省卻很多是非怨懟。朱熹曰:“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而推己及人、豁達大度與寬大為懷的涵養,是促進和諧世界的管道。

因此,在21世紀裡,我們若回顧中華文化百年歷史的命運,中國傳統文化就如參天大樹忽遭疾風勁雨摧殘而成了枯枝敗葉,幾經斗轉星移與命運多舛,後因文化的複興而絕處逢生,猶如雨過天晴而枯木逢春,人們自發的文化覺醒而枯樹生華,如恭敬桑梓般落葉歸根,宛如鐵樹開花與不斷地生出青枝綠葉,蓬勃生機,綠茵無比。因此,獨木不成林,儒學文化傳播者須別樹一幟,磨礪德行,建樹內涵,以求樹德務滋,傳承文化。除了繼續發揚中國的優良傳統文化,同時也得注意吸收其他國家的長處,學習其他國家文化的成果以充實和發展自身優秀的文化,以應付未來新的挑戰。


[1] 中國文化史》王若葉《(台北:商周出版社,2012年),頁63。
[2] 《儒家之光》馬振鐸(上海文藝社版,2007年),頁5。
[4] 錢文忠《傳統的再生》(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頁40。
[5] 王殿卿《儒學復興及其方法》,見尼山圣源书院座谈會紀要。(2011年1月27日民族大學文科13楼會议室)。
[6]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页25。
[7] 《論語.學而》《四書讀本.論語》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见(台北:商周出版,2011年) 。
[8] 《論語.為政》《四書讀本.論語》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台北:商周出版,2011年),頁116 。
[9] 《論語.述而》《四書讀本.論語》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台北:商周出版,2011年)頁188。
[10] 《孔子答客問》王長華(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頁55。
[11] 《禮記.中庸》 姜林祥《禮記.中庸》(濟南:齊魯書社,2004)。
[12] 《論語.顏淵》《四書讀本.論語》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台北:商周出版,2011年)頁283 。
[13] 《论语·卫灵公》《四書讀本.論語》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台北:商周出版,2011年)頁344 。
[14] 《孟子.告子下》《四書讀本.孟子》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见 (台北:商周出版,2011年)頁275。
[15] 《禮記.月令第六》姜林祥《禮記.中庸》(濟南:齊魯書社,2004)
[16] 、17 、18 、19、20、葛榮晉、陳來、周桂鈿、牟鐘鑑《儒學復興及其方法》,見尼山圣源书院座谈会纪要。(2011年1月27日民族大學文科13樓會議室)。
[21] 《論語.雍也》《四書讀本.論語》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见《四部备要》(台北:商周出版,2011年) 。

參考文獻:
1 《當代東亞人文經典》東亞出版人會議主編(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年)。
2 《中國哲學史》江心力(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3 《四書讀本.論語》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見《四部備要》(台北:商周出版,2011年) 。
4 《四書讀本.孟子》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見《四部備要》(台北:商周出版,2011年)。
5 《聖王之道》鄧國光(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6 《仁學探微》趙逢玉(江蘇: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2003年)。
7 《論語今讀》李澤厚(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版,2007年)。
8 《論語》鮑鵬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
9 《中國文化概論》張岱年、方克立主編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1994年)。
10《中國文化史》馮天瑜等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