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敬畏倫理及其對現代性的補救價值 - 李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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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敬畏倫理及其對現代性的補救價值

 

簡介:李永杰,男,中國河北省邢台人,福建省委黨校哲學副教授,哲學博士,兼任福建省閩學研究會副秘書長。


現代性固然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目標,但其內在的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不能以“情人眼裏出西施”的態度遮蔽現代性的弊端,尤其不能忽視其物質主義和縱欲主義趨勢,因此,正確對待現代性的態度應該是,既積極向往,又努力補救。而中華傳統文化對於現代性具有補救意義,這已為學者所關注,本文不試圖泛泛而談中華傳統文化對現代性的補救,而是挖掘朱熹敬畏倫理對現代性的補救意義。

一、朱熹對敬的詮釋

但凡社會都有秩序,無秩序就沒有社會,秩序的一個重要根源就是倫理道德,倫理道德之不同於法律之處在於,它不是靠外在的強制去維繫,而是靠內在良知來支撐,與法律的自外而內的約束機制相反,倫理道德的約束機制則是自內而外,從內在的自我良知推出遵守規則的意識,是人為自己立法,這種道德自律是法律的基礎,如果沒有對法律的信仰和敬畏,人們便不會有自覺遵守法律的意識,如果缺少這一點,即便法律再嚴密,人總是能夠找出其漏洞的。有所忌憚,人們的行為才會不敢過於放縱,這種消極的不敢放縱經過長時間的內化,可以逐漸演變為人們的自覺意識:如果放縱反而覺著心理不安,隻有“規規矩矩”才覺著心裏舒坦,這就成為社會的倫理道德狀態了。敬畏是一種心理狀態,“敬”是恭敬、尊敬、敬重、虔誠、篤信的意思,是一種由衷的,發自內心的對某種東西(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規則)的心理趨附,在所敬重的物品面前,自我顯得如此之卑微,“畏”即畏懼、害怕的意思,敬和畏相近,敬中也包含著畏。敬畏說到底是對某種超越自我的東西的虔誠敬重。敬畏是倫理的基礎,社會中的人應該有所敬畏,這種敬畏可能是宗教,可能是某種規範,也可能是風俗習慣,無所敬畏則道德衰落,托斯妥耶夫斯基說過,沒有信仰,人甚麼事都敢幹。沒有敬畏,人們也就缺乏道德意識。我們不一定有宗教信仰,但應該有敬畏之心。每個從業人員應該敬畏自己的職業,有職業神聖感,祇有這樣,這個人才會做好他的工作,比如公務員應該敬畏法律,敬畏民意,敬畏權力的邊界﹔教師應該敬畏自己“靈魂工程師”的職業﹔醫生應該敬畏“救死扶傷”的職業精神,等等。敬畏之心生發工作熱情,生發對社會的激情,所以任何社會都應該有敬畏之心。朱熹雖然沒有直接論述過敬畏倫理,但是他的眾多論述都是在講敬畏,而且朱熹所集大成的程朱理學也是為了解決世道人心的問題,重構倫理秩序,所以朱熹的學說中有著深刻的敬畏倫理思想。

朱熹的敬畏倫理集中體現在朱熹對敬的詮釋上,敬雖然是由二程(尤其程頤)所“拈”出的,但這個字卻得到了程朱理學家們的一致重視,尤其是朱熹,朱熹在很多場合下論述過敬,我們這裡將其敬的思想歸納為如下幾點:

第一,敬,降伏人心也。敬是一種心理狀態,所以最要緊的是要降伏得住人心。朱熹說,“人祇有個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麼人。”人之所以為人而區別於其他動物,關鍵是人有人心,人心支配著人行善事,但人也是動物,人之超越動物之處就在於人心能超越動物的本能,能夠用仁義禮智來規範自我,人也能墮落,也有諸多本能的欲望,關鍵要降伏得住人心,使人向善。“聖人千言萬語,祇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①]人要成其為人,就要管教主自己的心,《論語•為政》有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聖人可以隨心所欲而不逾矩,這是長時間修煉的結果,連聖人都有一個志於學、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順、隨心所欲不逾矩的過程,普通人就更是需要做長時間的修養功夫了,祇有修養達到一定程度後,才能將行善作為自然而然的行為。這需要長時間地做修養身心的功夫,“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裡,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②]所以要約束人心,降伏人心。

第二,敬、專一也。朱熹晚年高弟陳淳在《北溪字義》中對“敬”的注解有這樣的歸納,“所謂敬者無他,祇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慢,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保持收斂身心,注意力集中專一於一件事情上,“主一祇是心主這個事,更不把別個事來參插。若做一件事,又插第二件事,又參第三件事,便不是主一,便是不敬。”專一於一件事,就是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③]“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敵意。又如人入神祠中,此心全歸向那神明上,絕不敢生些他念,專專一一,便自不二不三,就此時體認,亦見得主一無敵意分曉。”[④]陳淳還指出,敬字與誠字不相關,但卻與恭字相關,恭是從容貌上來說的,敬則是從心上來說的。“敬,功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曲﹔恭,體貌尊嚴。” [⑤]陳淳對敬的詮釋可謂儘得乃師真傳,朱熹也有諸多關於專一的闡發,“敬,莫把做一件事看,祇是收拾自家精神,專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卻於自家根骨上煞欠缺,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功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祇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裡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⑥]做持敬功夫的大敵就是缺乏定力,心馳騖於外物,受外在影響巨大,時而悲,時而喜,心為物欲所隔塞,放縱、浮躁的心難以被約束。人心昏昏,則不明,不明就難以提升自我德性,自我應有的慧根也難以充分發揮施展。在朱熹看來,不僅要能夠保持敬的內在狀態,還要堅持這種狀態,使得自己長久地保持這種不放縱的狀態,“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祇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⑦]為了保持這種惺惺然的心理狀態,需要經常做這種持守功夫。

第三,敬,惺惺也。《宋元學案》中有關於“惺惺”狀態的解釋,“‘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祇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⑧]朱熹論敬的地方很多,但敬卻並非他的最終目的,毋寧說,敬祇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最終目的是境界的提澌,德性的超拔,“敬,德之聚也。”這也是儒家“內聖外王”之道在宋明理學的體現,敬強調內修,但內修之目的是開出外王,提升社會理論道德的水准。

第四,敬,收斂身心也。收斂身心,常使自我保持警醒和覺解,這是敬畏倫理的內在要義之一。朱熹說,“人常須收斂個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裡。似擔百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要經常保持如擔重擔一樣,保持自我內心的高度警覺。“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才高,須著實用工,少見許多才都為我使,都濟事。若不細心用工收斂,則其才愈高,而其為害愈大。”“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個頓放處。”[⑨]

第五,敬體現在應事接物上。朱熹說,“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⑩]持敬不是純粹的理論推演,它更多的道德實踐,它更多的體現在日常的應事接物上,在日常生活中理論自我道德意志。

二、朱熹由敬而開出的敬畏倫理

倫理規範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約束人心,鼓勵善行,鞭笞惡行,要人們有所為,有所不為,尤其是對惡行的鞭笞和約束,構成了倫理規範所要調整的重要對象。敬畏倫理是對神聖性規范的覺解,進而約束自己身心的倫理規範,它是人類“自我立法”(康德語)的重要方面。朱熹敬的思想關涉到了敬畏倫理的核心問題。

第一,敬畏的對象令人肅然起敬,且產生畏懼感。在朱熹那裏,敬的存養功夫,不管是默坐澄心,還是切己體察,目的都是為了體証天理。楊時、羅從彥、李侗這一“道南學脈”更加注重默坐澄心,體驗“未發”之處,“未發”是甚麼呢?就是性,性即理也。宋明儒家所孜孜以求的就是體認天理,天理是一種純粹的理,是一種客觀精神。天理具有必然性,神聖性,在浩淼的天理面前,人類顯得無比的渺小,在天理面前,人類所能夠做到的事情就祇有順從,按天理來行使。“存天理,滅人欲”就是人在天理面前應有的態度。對神聖的崇敬乃是人自我提澌的重要方面,正因為人類無法改變這種東西,人們才不得不畏懼,畏懼而產生神聖感,進而不敢違抗。學者郭淑新說,“敬畏倫理就其本質而言,是人類對自身終有一死之命運的反思,亦是人類解決自身生存焦慮的一種文化方式,更是人類面對各種困境而產生的生存智慧。如果沒有人的‘向死而在’性,沒有人因‘恐懼’、‘敬畏’而產生的自我意識,人類就不會去敬畏生命,去追問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也不會去構建‘敬畏倫理’這種有利於人類自身發展的文化形式。”[11]這是敬畏倫理,朱熹所為的敬畏天理也類似這個敬畏。生命之於人既神秘,而又有必然性,任何人都無法和生命的自然規律相抵抗,這令人敬畏,天理也是這樣,人無法回避,但又難以認識,需要人們花費巨大的時間和精力去體認和証悟,這必然令人敬畏。

第二,敬的存養是敬畏倫理實踐的基本方式。一種倫理規範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關鍵在於人們實踐它,落實它,而要做到這一點,歷練堅定的道德意志是關鍵因素,所以經常性的教育實踐是非常必要的。在朱熹的存養思想中,人們要經常性地做默坐澄心,切己體察的持存功夫,人不可一時放縱自我,要時時刻刻警惕自我內心,要降伏自己的內心,要收斂身心。人心有很多欲望,一些符合社會倫理規範的當然可以滿足,而不符合倫理道德規範的就不應該滿足,但這些非理性的欲望總是會蠢蠢欲動、躍躍欲試,一個有道德的人要能夠降服得住這些欲望,就需要有堅定的道德意志,而經常性的持守歷練是保持道德意識自覺的重要方面。朱熹在涉及到敬的很多方面,都是要人反復做這些存養功夫,而不是一次性達到道德自覺就行了,要反復存養,反復驚醒自我。實際上敬畏倫理境界的提澌是沒有終點的,祇要人們經常性地做修養持存功夫,其境界會在提高的基礎上再提高,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沒有終點。從這個意義上說,朱熹強調存養功夫要反復做,要經常性地默坐澄心、虛心涵泳,提升自我境界,保持內心的警覺,消除昏昧。

第三,持敬的目的是人格的提升。朱熹雖然強調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但成熟時期的他堅決反對佛教的禪定,他不是叫人坐禪,他叫人做這些持守功夫的目的是為了培育具有儒家品格的人,培育具有挺拔人格的人才是最終目的。敬畏倫理雖有畏,但它並不試圖讓人們生活在恐懼之中,而是力圖讓人們由畏而生發出神聖感、崇敬感,在神聖感和崇敬感的涵養下,形成挺拔的人格,儒家所謂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士可殺不可辱”等志氣是儒家倫理的重要體現,但原始儒學的勃興在東漢末年逐漸開始衰弱,道教和外來的佛教開始發展壯大,尤其到了唐朝,中國大有變為佛教國家的趨勢,按照梁啟超先生的說法,當時一等的人物都沁潤於佛家,道教和佛教都有出世情懷,難以擔當中華文化主幹的重任,所以有唐以降,逮至宋初,這一段時期內,人格挺拔的人較少,相反朝三暮四,缺乏人格的人卻比比皆是,這是中華主幹文化不昌的結果。禮崩樂壞的現實要求重振中華主幹文化,宋明理學就是這一任務的落實者。宋明理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注重內在境界的提澌,它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重構儒家的內聖文化,用內聖來支撐人的內在人格,應該說,宋明理學是成功的,有宋以降,眾多人格挺拔的例子流芳百世。而朱熹就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他對敬的重視,培育出了人的倫理人格。

三、現代性的弊端

現代性是現代社會,尤其發展中國國家所趨之若鶩的目標,但我們不應該過分夸大其積極的一面,而遮蔽、忽視其消極的一面,現代性有其消極的一面,我們應該有明確的自覺。

第一,現代性充斥著物質主義

前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斥神聖的世界,這在西方表現為基督教一統天下,在萬能的神面前,人類是渺小的,人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敬畏神聖,匍匐在神的腳下,皈依於神。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雖然進入了啟蒙時代,但其信仰的虔誠相比較於天主教則有過而無不及,社會的神聖感更加徹底,在清教徒(新教中的一支)看來,人們之所以參與工作是為了榮耀上帝,在前現代社會,金錢不是第一位的,而榮耀神聖的上帝才是最重要的。中國古代沒有嚴格宗教信仰,但中國仍然存在某種神聖性,傳統儒家敬畏天道,天不變,道亦不變﹔敬畏祖先,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敬畏人道,為人謀而求忠,何謂忠,盡己之為忠。等等。近代的啟蒙解構了社會的神聖性,增加了物質主義,追求物質的滿足變成了人的主要任務,社會的神聖性轟然倒地,所以尼採說“上帝死了”。西方文明發源於“兩希文明”,即古希臘文明和古希伯來文明,古希臘文明的典型代表就是理性,而古希伯來文明的典型代表則是信仰,近代以來,理性逐漸發展演變成了科學技術,科學技術逐漸在物質資料生產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信仰的神聖性卻沒有隨著近代的發展而獲得強勁的發展,但是現代性的發展卻使科學技術發展成為工具理性,而且在社會發展的推動下,工具理性越發膨脹,價值理性越發衰弱,人們把金錢看得重於一切。價值、神聖、精神等形而上的東西在金錢的誘惑面前,似乎提不起現代人的興趣,工具理性的膨脹和價值理性的衰弱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而已。社會變得越來越物質主義,馬克思指出,世界的物化顛倒了人與物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人,人表面上是物的主人,實際上卻是物的奴隸。當代西方思想家對消費社會的批判就是對物質主義肆虐的指責,比如商業營銷就是物支配人的典型表現,很多人在走入商場前,並沒有要買東西的想法,自己並不缺用品,但在走入商場後,被迎面而來的各種廣告所沖擊,商家通過各種心理的、視覺的、語言的手段最重打動了你,讓你在沒有需要的情況下也買下了物品。在這個行為過程中,商家所追求的是物質,祇有物品出售了,他們才能獲得利益﹔消費者也被物所支配,人變成了物的奴隸。這就是現代社會的物質主義,人的發展本來既包括物的需求,又有價值的需求,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是人的存在的兩個方面,但工具理性的膨脹和價值理性的衰弱使人的發展變得畸形化了,這是現代性的一大弊端。

第二,現代性放縱人的物欲

物質主義的根源就在於啟蒙觸發並釋放了人的物欲,誠如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一書中所說,“如果你想使一個人類社會變得強大,你就必須觸發他們的激情。分配土地……對土地的佔有會使人們變得貪婪:用激情把他們從懶惰中喚醒,驕傲會驅使他們認真工作,教會他們貿易和手藝。這樣,你就會在他們中培養出嫉妒和競賽……”[12]要想使社會變得強大和充滿活力,就要充分激發人的物欲,激情、貪婪、嫉妒等在我們看來是“惡”的這些情緒就是欲望的化身,是欲望激發起了人們的動力,啟蒙所開啟的現代性就是把人的欲望從魔瓶中釋放了出來,但這種欲望卻大大推動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就是曼德維爾所謂的惡德,不過這種惡德卻能夠推動整個社會的巨大發展,成就公共利益。康德說,競爭會為人走向成功設置障礙和阻力,“可是,正是這種阻力才喚起了人類的全部能力,推動著他去克服自己的懶惰傾向,並且由於虛榮心、權力欲或貪婪心的驅使而要在他的同胞們——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們,可又不能脫離他們——中間為自己爭得一席地位。於是就出現了由野蠻進入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沒有這種非社會性的而且其本身確實是並不可愛的性質,——每個人當其私欲橫流時都必然會遇到的那種阻力就是從這裏面產生的,——人類的全部才智就會在一種美滿的和睦、安逸與互親互愛的阿迦底亞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遠被埋沒在它們的胚胎裡。人類若是也像他們所畜牧的羊群那樣溫馴,就難以為自己的生存創造出比自己的家畜所具有的更大的價值來了﹔他們便會填補不起來造化作為有理性的大自然為他們的目的而留下的空白。因此,讓我們感謝大自然之有這種不合群性,有這種競相猜忌的虛榮心,有這種貪得無厭的佔有欲和統治欲吧!沒有這些東西,人道之中的全部優越的自然秉賦就會永遠沉睡而得不到發展。” [13]追求個人私利這種被康德稱為非社會性的社會沖動乃是人類走向文明的動力之所在,正是這種利己主義的沖動推動了現代文明的到來。現代社會的來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物欲的肆虐,前現代社會的德性是對物欲的壓抑,而現代社會的來臨則是欲望的釋放,對物的欲望激發了人們的積極性,也解放了生產力,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係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 [14]現代社會在釋放人的物欲的同時,也使得整個社會變得更加物質主義,追求物質利益成為整個社會的核心,這就是現代精神。

第三,現代性沖擊了人們的精神世界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因為是天使,人需要有精神,需要有充實的精神世界﹔因為是野獸,人需要有物質生活,需要物質世界。人不僅追求物質上的富足,還追求精神上的充實,對意義的追求一直是生命的核心所在,但現代性普遍地以發展人的野獸的一面為主要特征,物質生活資料在工業化過程中確確實實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人們的精神世界卻沒有得到應有提升,和豐裕的物質世界比起來,人的精神世界變得貧乏了、荒蕪了。西方成熟的現代性國家,雖然不乏文明與秩序,但整個社會總體上存在物質主義的趨勢,法蘭克福學派指出,現代社會的人處於普遍物化之中,即便追求文化,也是物化的表現。文化是為人類存在提供意義的領域,但現階段的文化也是商品,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資本的邏輯曾經牽引著社會快速發展,但資本的邏輯一旦僭越其應有的邊界,從市場領域竄入文化領域,文化不再為人提供價值和意義,而是為了實現自我利益的時候,它將給人類帶來災難,現實社會普遍存在這種趨勢。關注一下現實社會,我們會發現,社會的普羅大眾把更多的時間放在如何多掙錢,如何實現自我利益上,很少有人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意義。現階段的人們,如果突然有一天,世界上沒了電視,沒有互聯網,沒有了手機,似乎人們就憋悶得無法生存了,這是大眾文化異化的表現,也是現代性的消極方面。

四、朱熹敬畏倫理對現代性的補救價值

現代性是一把雙刃劍,它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其消極的一面,但浩浩蕩蕩的人類歷史都要走向現代性,這就需要我們對業已形成的現代性理念進行修補,朱熹敬畏倫理對修補現代性具有重要的啟示:

第一,在追求欲望的同時注重邊界意識

一說到邊界意識,人們更多的會想到權力的邊界意識,但實際上邊界意識不僅僅包括權力的邊界意識,還有權利的邊界意識和資本的邊界意識。

公共權力的邊界意識。公共權力邊界意識的主要主體是公共權力的執掌者,也就是各級領導幹部,當然也包括普通公民。權力乃天下之公器,但權力之公器是有邊界的,權力的越界就是腐敗,沒有邊界、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權利的邊界意識。公民權利的邊界在於公民行使自己的權利時不得侵犯他人權利,不得違反法律和道德等社會規範。公民權利邊界意識的主體是普通公民,這裏公民的權利主要是公民的私人權利,公民享有廣泛的私人權利,但是公民的私人權利也不是無邊無沿,可以任意而為的,也是有邊界的。資本邏輯的邊界意識。資本邏輯的邊界就是市場領域,資本邏輯不應該超越市場的邊界而進入其它領域。資本的邏輯在市場領域確實促進了生產力的大發展,但是資本的邏輯應該僅僅限定在市場領域,不應該超越市場領域,否則將是人類的災難。資本的邏輯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資本就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馬克思《資本論》指出,資本是能夠實現增值的價值,資本邏輯的出現激活了人們的競爭意識,滌蕩了人們的惰怠情緒,所以資本邏輯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現代社會的最大弊端就是資本僭越了它應有的邊界,進而開始宰制政治、文化和生活世界。所以我們應該為資本劃界,嚴格勘定資本的邊界,節制資本,駕馭資本。資本原本沒有錯,在市場領域中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正當的,道德的滑坡乃是資本超越其邊界的結果,所以資本應該受到法律、道德的約束,人們應該在生活世界、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自覺地明確資本的界限,抵制資本的邏輯。作為資本主體的商人應該如此,作為不擁有資本或者不擁有大資本的普通公民來說也應該如此。

朱熹敬畏倫理要人們心存敬畏,這種敬畏是一種對內在高尚境界的趨鶩,他所敬畏的不是某種外在的權威,而是內在境界,這種敬畏讓人收斂身心,收斂身心的修養本身就會弱化物欲,長時間的做這種收斂身心的敬畏功夫,自我的內在精神就會充實,而這種修養,也會讓人們在追求物欲上適可而止,讓人們認識到,在人類所追求的目標中,還有比物欲更加有價值的東西,這就為邊界意識奠定了基礎。

第二,在追求物質的同時不放棄精神涵養

追求物質沒有錯,物質資料是人生存的第一需求,沒有充足的物質生活資料,人就無法存在,但物質並非人的唯一需求,人還需要精神,尤其是在物質需求得到滿足的時候,但現代性的一個弊端是片面跨大了物質的意義,而忽視了人的精神世界。尤其對於剛剛擺脫物質貧乏狀態的中國人,雖然物質已經逐漸豐裕,但對物的愛戀不會停止,因為對物質貧乏的集體記憶還沒有消失,痴心於外物是相當一部份國人的基本心態,這種心態讓人們不懂得反思自我內心世界,精神世界變得枯萎了。朱熹敬畏倫理讓人專心致志於某一件事,甚至是帶著崇拜的心理去專心於某一事,專心致志於一件事,人的身心就會得到收斂。馳鶩於外務,則人心好高騖遠,欲望增多,欲望得不到滿足就是痛苦,現代人雖然不缺吃,不愁穿,但他們的臉上很少有燦爛的微笑,為甚麼?就是因為他們的欲望是無窮的,一個欲望滿足了,新的欲望又產生了,人們的欲望沒有滿足的時候,人也就沒有快樂的時候。敬畏倫理重要的是要降服人心,以理制欲,把追求欲望的心控制住,收斂身心,提升自我境界。精神世界是一個復雜的世界,它的豐富和充實有些時候並不和物質有必然聯係,在物質貧乏的時代,人們可能不缺充實而豐富的精神世界,但物質豐富的時代,人們的精神世界並不一定充實和豐富。對於人來說,人之所以是人,關鍵在於人有精神世界,精神世界是最能體現人的社會屬性的領域,其它動物沒有這個屬性。朱熹的敬畏倫理主要關注的就是精神世界,關注道德自我的提升,在“敬”的功夫中提升自我,這實際上充分彰顯了人的本質屬性。現代社會雖然不可能復原朱熹所教導的那種做法,但我們祇要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物欲,我們的境界就會增加一分清明,實際上,我們也就會有一種超越物欲的輕鬆感和幸福感,所以,朱熹敬畏倫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們追尋幸福的心靈雞湯。

第三,懂得在追名逐利中抽身反省

現代人充斥著物欲,終其一生都在功名利祿中摸爬滾打,這是現代社會的常態,太多太多的成功人士缺乏幸福感,雖然他功成名就,位高權重,但他仍然不幸福,仍然沒有一刻心靈是輕鬆的,直到退休,也正因為這樣,一些人的英年猝死經常見諸報端,醫學研究表明,40歲到60歲之間是人生的危險期,如果能夠成果度過這個時期,獲得長壽基本問題不大,因為現代醫學很發達。其實,很多人也看到了這一點,但身處其中的人已經欲罷不能了,雖然自己也覺著很累,但還是要硬著頭皮堅持下去,有的人常常發出感嘆,如果沒有這些名利就好了,但實際上讓他放棄這些名利的時候,他又難以割捨了。這就是身處名利場中的人的困境。現代社會就是一個汲汲於名利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要完全超脫功利,回歸田園牧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可以在追求功利的間隙稍稍眷顧一下自我的心靈世界,稍稍做一點“敬”的功夫。朱熹在這方面有很多論述,比如他強調靜坐,雖然每個人平時很忙,但早晨可以早起靜坐一段時間,在靜坐中,個人內在慧根會暗滋潛長,也會使自我心靈多一分超越眼前心煩的成份,實際上也就是增加一分幸福感。梁漱溟先生在教學中所強調的“朝會”就是要學生清早起來靜坐,如果一個人能夠多少做點這樣的功夫,那他就會增加一分應對雜事的自如感,就會有一種超越繁瑣的智慧。我們不一定要完全做到朱熹的敬畏倫理,但我們可以了解一下這種倫理,在平時繁忙的工作中,能夠抽身反思一下自我,也就使自我獲得提升。


[①][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97頁。
[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97頁。
[③] [宋]陳淳,《北溪字義》,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5頁。
[④] [宋]陳淳,《北溪字義》,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6頁。
[⑤] [宋]陳淳,《北溪字義》,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7頁。
[⑥]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15—216頁。
[⑦]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0頁。
[⑧]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第二冊,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548頁。
[⑨] 引文皆出自[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1頁。
[⑩] 引文皆出自[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4頁。
[11] 郭淑新,《敬畏倫理初探》,《哲學動態》2007年第9期。
[12] [荷]伯納德•曼德維爾:《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惡德 公共的利益》[M],肖聿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頁。
[13] [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7—8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