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傳播與踐行 - 湯恩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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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傳播與踐行

湯恩佳 香港孔教學院院長

 


儒家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不是知識份子前去傳播,而是老一代從小受到儒家文化薰陶的華人,他們去世界各地謀生、發展,就將儒家文化帶到世界各地。而新一代的華人,因脫離了儒家文化的教導,他們帶來的已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各種不良的習性。如此大的反差讓我們思考,如何傳播儒家文化,如何踐行儒家理念。今天,在此召開第七屆儒學國際學術會議,討論這一問題,非常迫切,很有意義。在此,我代表香港孔教學院祝會議取得圓滿成功。

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出現了許多成功的華商巨富。他們當中的第一代來自中國大陸,大部份人沒有大學教育的經歷,全在私塾裏讀了「四書」「十三經」,或者是從長輩那裏接受了孔子儒家的思想觀念。他們離家時,非常貧困,但有刻苦耐勞的精神,都能按照孔子之道從事經營活動,最終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有些人可以說是“富可敵國”。許多華人用儒家思想經商,用儒家思想培養人的道德觀,取得了極大成功。馬來西亞華人雖然生活在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度,但沒有忘記自己的根源文化,在華人社團的支持下,在各位同道的辛勤努力下,創辦了南方學院,這是馬來西亞最早成立的華文教育學院,也是弘揚中華文化的重要陣地。2010年11月20日,本人在馬來西亞南方學院捐贈孔聖銅像,以推動孔子儒家思想在馬來西亞的傳播,意義不言而喻。

關於儒家文化的繼承與踐行,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主席對此有深刻的認識,發出了重要的指示。2011年5月9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考察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在與師生座談時說:“我們的一切學習都是為了學以致用,中華民族連綿不斷的五千年文化,是我們的自豪所在,一定要發揚光大,使之成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巨大動力。學習國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把它當古董擺設,也不是食古不化、作繭自縛,而是要變成內心的源泉動力,做到格物窮理、知行合一、經世致用。”格物窮理、知行合一、經世致用等觀念,正是弘揚儒家文化的正確途徑與方法。對於儒家文化的偉大價值,習近平主席說:“要通過研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質和精神境界”。儒家文化提供了豐富的治國經驗,提供了修身處世的基本原則,需要每一個中國人認真學習。去年11月26日,習近平主席來到曲阜和孔子研究院參觀考察,在孔子研究院看到《孔子家語通解》和《論語詮解》兩本書,他拿起翻閱,然後說:“這兩本書我要仔細看看。”在同專家座談時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堅持古為今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因勢利導,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揮積極作用。” 習主席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範,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習主席認同儒家制定的道德原則,這對儒家文化的傳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孔教儒學雙管齊下

儒學一直存在著,但儒學常常存在於學術圈子中,與廣大人民相脫離。有些儒學研究者借用西方的邏輯、概念、方法,將儒學變成抽像的知識,運用深奧晦澀的詮釋方式,加入專家學者才能懂的術語,反而為儒學的傳播製造障礙。所以,在儒學之外,應當大力推進孔教復興。

儒學與孔教相輔相成,在培養中國人的道德觀、培養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各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偉大價值。任何宗教都有其理論形態,如孔教有儒學,佛教有佛學。其實,孔教本身已包括了儒學,儒學就是孔教的理論形態。張岱年先生在拙著《孔學論集》中作序指出:「孔子提出人生必須遵從的為人之道,使人民有堅定的生活信仰。在這一意義上,孔子學說又具有宗教功用,可以說孔學是一種以人道為主要內容,以人為終極關懷的宗教。」這就清楚說明了孔教與儒學的內在關係。臺灣地區和日本、韓國,儒釋道三教是他們的傳統宗教,而且經濟相當發達。在日本,洋教徒只占0.2%,但日本人民團結一致,同心合力建設現代化。臺灣地區在保護自己的傳統宗教方面也做得好,祇有百分之二的人接受外來宗教,其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清末民初,以康有為、陳煥章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致力從理論上彰顯儒學的宗教性,在康氏看來,儒教(孔教)同其他宗教一樣,也有自己的教主、教義、教儀、信仰以及眾多的教徒。孔子是儒教的創始人,是儒學的倡導者,「為神明,為聖王,為萬民作師,為萬民作保,為大地教主。」(《孔子改制考.序》),又說:「昔者吾國人人皆在孔教中,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則勿言孔教而教自在也。」(《孔教會序》)錢穆先生所著《孔子與論語》一書說:「一種哲學,博得多數人信仰,便成為一種宗教。」這些是說明孔教與儒學是一體兩面的關係。

傳播儒家文化,我們要高舉孔教和儒學兩面旗幟。在學校、公眾論壇、大眾媒體上,如不講孔教,可以講儒學。而在孔廟等宗教場所,我們就以孔教的方式推廣儒家文化。如果這樣,就開闢了儒家文化傳播的廣闊管道。信不信孔教,是個人自由。不信孔教,可信儒學,但不能否定孔教(儒教)是宗教,正如我不信基督教,但不能否定基督教為宗教的道理一樣。所以,儒學學者,絕對不要去貶低或否定孔教,孔教信徒也不可去貶低儒學學者,大家都是在弘揚孔子儒家文化。

二、通過經典教育樹立價值觀

人的生命之所以高於動物、植物,是因為人有價值觀。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荀子•王制》)中國和西方由於是不同的文化體系,在價值觀上有重大的差別。但是,中西方文化都為人類貢獻了偉大的價值,仁愛、誠信、忠孝、自由、平等、人權、法治、民主、健康、智慧、勇敢、道義、正直、公平、文明、幸福、和諧、互助、信賴、友善、責任等等。當代儒家完全認同以上這些價值。這些價值觀存在於何處?就存在於經典之中。《大學》講:“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不可能憑空進行,只能依照經典的教導來展開。新加坡政府1991年頒佈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中所提出的“國家至上,社會優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正是將儒家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融合的產物。儒家通過經典教育,培養君子人格。按孔子的要求就是:“志於道,居於德,依于仁,遊於藝”。按孟子的要求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當今教育強調,要讓學生從經歷的各類事件中獲得認知與體驗,並通過處理這些事件,培養他們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生活態度。這種“生活事件方式”教育是有價值的,但我們認為也有明顯的不足之處:現今世風敗壞,存在著大量的消極的“生活事件”,例如:各種醜聞、流行的庸俗文化、暴力、色情、詐騙、高消費等等,對這些“生活事件”,學生難免從中接觸到各種有害的思想觀念,更有甚者,有人卻去嘗試那些不良行為。這些精神毒素,直接影響到年輕學生。補救之道是,推行以四書五經為主要內容的中華傳統經典教育,通過經典薰陶,樹立一個理想的、道德的精神世界,使學生從中吸取力量去抗拒敗壞的世風。

中國在清末引進西學時仍保留經科,自民國初期廢除讀經,到現在將近一個世紀,中華傳統經典教育尚未全面恢復。一個民族的道德觀,是由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鑄造的,離開傳統文化的滋養,便很難培養出良好的道德素質。要弘揚孔子儒家思想,培養青少年高尚道德,就必須將孔子儒家思想普及於人民大眾之中,將孔子教義和優秀儒家倫理編入小、中、大學的教材,以孔子的優秀道德去教育青少年和學生,使孔子道德教化的思想進入千家萬戶,進而發揮其更大的積極作用,祇有這樣,才能使人自覺地規範自己的行為,培養國民優良的道德品質,這才是治本的辦法。我們香港孔教學院屬下的學校,多年來將孔聖的經書作為宗教科目,每天用孔子的道德倫理教育學生,目的就是為了大力發展以儒家倫理為本的教育,灌輸愛國的傳統美德精神,把學生培養成具有優良道德素質的下一代。孔教學院向香港優質教育基金申請撥款,為全港中小學生編寫了《小學儒家德育課程》和《中學儒家德育與公民教育課程》,並已經出版。我個人在其中傾注了大量心血,對經典教育作了一定的探索。

三、全面開展儒家道德教化

當前的社會道德敗壞的情況表明:培養青少年的道德素質已刻不容緩。有些人認為用西方的倫理學、心理學來培養,有些人認為用政治觀念來培養。人們實踐了許多年之後才發現,青少年的道德素質不升反降。孫中山先生主張“恢復中國人的固有道德”可惜這種遠見卓識,在當時沒有得到廣泛回應。在所謂新文化運動中,有人大唱反調,提出消滅傳統道德,培養新道德。其結果是,傳統道德打倒了,而新道德卻不見培養起來。我們要知道,新道德必須是在傳統道德的基礎上,適應時代的變化而產生。取消了傳統道德,新道德就是無源之水,必定乾涸。現在,很多人認識到,必須用中華傳統美德來培養青少年的道德素質。甚麼是中華傳統美德?傳統美德其實就是用儒家的倫理觀培養起來的道德。可惜,弘揚孔子儒家倫理觀念,至今仍未得到世人的重視。對此,我們認為,要培養青少年的道德,就必須恢復傳統美德;要恢復傳統美德,就必須弘揚孔子儒家思想;要弘揚孔子儒家思想,就必須孔教與儒學雙管齊下,將孔子儒家思想納入教育體系中,將孔子儒家思想普及於人民大眾之中。

一個民族的道德觀,是由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鑄造的,離開傳統文化的滋養,便很難培養出良好的道德素質。要進行孔教儒家的道德教育,就是要提高對孔教儒家五倫,即“君臣、夫婦、父子、兄弟、朋友”理念的認識,這也是我們修身養性的需要。孔教主張在五倫這些人際關係中,相互關愛,相到幫助,相互尊重,從而造成和諧局面,達致人生的幸福。社會的和諧,國家的安寧,其根本就在於人的道德素質。

四、儒家文化生活化、現代化

梁漱溟先生認為,“舊日中國社會秩序之維持,第一不是靠教會的宗教,第二不是靠國家的法律——或者祇可說是靠道德習慣”,靠的是自律而不是他律,靠的是內在約束(道德、廉恥),而不是外在約束(法律、宗教)。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現代社會很複雜,人既需要道德的內在制約,也需要法律的外在制約。

在社會生活中,儒家宣導禮樂文化。現代化絕對不能是西化,抗拒全盤西化的有力手段就是儒化。早在20世紀初,辜鴻銘就說過:“洋人決不會因為我們歌曲髮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變成西化者洋鬼子時,歐美人祇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祇有當歐美人瞭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於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中國曾有“禮儀之邦”的美名,《禮記.禮器》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人懂得禮而動物不懂得禮,是兩者的根本區別。《禮記.曲禮上》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人如果不懂禮,就是衣冠禽獸。遵循聖賢所規定的行為規範,人才能成為人:“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禮的基本特徵就是敬,敬表現為互相的尊重與友好。《孔子集語.勸學》說:“子曰:……不敬無禮,無禮不立”。 音樂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陶冶性情,導人向善,通過心性的和諧而達致社會和諧。儒家提倡的是“德音”,即具有道德教化效果的音樂。荀子《樂論》說:“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說明禮樂文化的作用在於陶冶性情,培育道德,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最終的結果是導向社會和諧。

在政治上,孔子認為道統高於政統,宣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在現代社會,科學與民主,首先必須以道德品質為基礎,在人的善良動機之下去運用,才有正確的方向;同樣,內在的道德品質如果不借助科學與民主向外發生作用,就不可能產生經世濟用的效果,就會流於虛玄與空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提出了以學校作為議政機構以制約君權的設想,“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並以學校作為最終裁決是非的機構,學官則由選舉產生而非政府任命。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以孔孟思想為基礎,適應時代的需要而提出的。他說“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民主選舉;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論語》中的「選賢與能」等如提倡自由選舉。近現代儒家,如康有為、章太炎、梁啟超、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和唐君毅沒有一個不贊成憲政民主的原則,說明儒家具有民主的傳統。

在工商業中,儒家奉行的是“以義制利”。被譽為“日本近代工業之父”的澀澤榮一,提出用孔教儒家倫理來指導經濟活動,宣導“論語加算盤”、“儒家與工商管理”的經濟倫理,他主張“道德經濟合一說”及“義利兩全說”,認為“論語中有算盤,算盤中有論語”。日本現代管理思想家伊藤肇在其所著的《東方人的經營智慧》一書中說:“日本企業家祇要稍有水準的,無不熟讀《論語》和《道德經》,孔子和老子的教誨給他們的激勵和影響之巨,實例多得不勝枚舉。”孔教儒家思想除利於經濟的發展,也是引領科學進步的主要動力。孔教儒家思想提倡“明德格物”,祇有在建立正確價值觀之上的科技研究,才能有偉大的科學發明與建設。像錢學森、高錕這樣優秀的科學家,無不是深受中國孔儒思想薰陶的。正因中國以孔子儒家思想為指導思想,在十七世紀中葉之前,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許多重要的發明領先世界,世界上三百個發明,四分之三是由中國發明的,西方在數百年或上千年之後才有類似的發明。中國古代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造紙四大發明,對人類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五、孔教教育的以身作則

儒家文化如何傳播?如何踐行?其實,孔子不僅僅提供內容,而且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方法。孔子是中國以至全人類最偉大的教育家,二千多年前,已提供了完整的課程內容,為現代教育家、心理學家提供了理論基礎。孔子設“杏壇”講學,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提倡“有教無類”的全民教育,開設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課程,以“文、行、忠、信”四種教法,傳授“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發展學生的六育:德、智、體、群、美、靈。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加德納在1983年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卻不知道早二千多年前孔子已說過:“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早已認識到人類的智慧和知識是“多元化”的,從學習詩經和禮樂可以啟發出來的。孔子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即相當於現代教育的“知識、技能、價值、和態度”。

孔子分析每個學生的不同特點,掌握每一位學生的優劣長短,“因材施教”,用不同的教學方法,不同的內容,達至最佳的教育效果。朱熹說:“聖人施教,各因其材,小而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這正是現今所謂的“一個學生也不放棄。”現今提倡老師對教學要有熱忱,孔子二千多年前已說過了:“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至於求學的動機,孔子以修身明理為本,他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近代教育心理學家維穀斯基提出的“學習發展邊沿區”的理論,由淺入深,由近而遠去探究新知識,實在是演繹自孔子的“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予一以貫之”。現代的“先天後天”教育理念,亦出自孔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子很早已實行啟發學生自學的能力,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在這大前提後,孔子補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其中,舉一就是從老師處學習,反三就是自學了。如孔子教子貢,啟發他向上思考,而子貢則舉《詩經》中例子分析,孔子稱贊他“可與言詩”;還有弟子陳亢說:“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這是兩個很典型的例子。從另一方面說,學生的資質沒有高下,但卻有適合與否之分,老師要懂得收放,掌握學生的“學習差異”來調節教學內容和方法,這才是有效的“學會學習”。總之,孔子運用的教育原則與方法,在當今中國推行國學教育中仍然具有重要的運用價值。

今日的致辭,是本人近一千一百零二十次演講。近幾十年來,本人風塵僕僕,周遊列國,弘揚孔道,就孔教的地位,在世界各國取得了共識。我深信,孔教學院同仁,祇要繼續按照孔夫子的忠恕之道,弘毅寬厚,堅守“言必信,行必果”的教導,定必大有作為,定能實現天下太平。

本人堅信孔教儒家思想在國際上有五大主要功能:

一、能促進世界和平;
二、能提升全人類道德素質;
三、能與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共榮;
四、能達致與世界各宗教文化平起平坐;
五、是全人類共同達致的大同理想。